杨泽川等：忆父亲杨超前

1914年1月28日，父亲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934年，父亲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48年4月，父亲去瑞士巴塞尔大学留学。在此期间，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两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父亲同时积极钻研“热带病学”，并考上瑞士热带医学“D.T.M”学位，兼任瑞士热带病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瑞士时，他参加了国际内科学会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该会的中国代表，以后一直担任第一至五届国际内科学会的理事、委员、中国代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世界。父亲马上决定：回国效力！他放弃了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及香港皇家玛丽医院的高薪聘请，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回上海的母校任教，并担任内科副教授兼主治医生。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父亲与其他医护人员组成“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总队第六大队”赶赴朝中边境，并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内科学院顾问兼内科主任、东北军区卫生部技术指导委员。在此期间，他日以继夜工作，编写了许多培训教材、卫生常识及烈性传染病手册，为反对细菌战争，培养军队医护人员作出了积极贡献。1954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迁院武汉，父亲随校迁汉继续任教，并兼任武汉市传染病院院长。1956年，父亲晋升为传染病学教授，同年组建传染病教研室，担任室主任直到去世。父亲平素治学严谨，对技术精益求精，重视科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在江南各地巡回医疗和防汛工作中看到很多基层百姓，特别是青少年遭受血吸虫病、疟疾、钩虫病等地方病危害时心中十分不安。他收集了大量资料、照片，在给领导人汇报和给学生讲课时就拿出说：“难道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征服这些小虫，自己来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吗？”三十多年里，父亲长期下乡，足迹踏遍湖北省二十多个疫情县和全国很多省市，进行调查摸底、讲课示范、治病救人。就算在十年浩劫中，他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自己的医疗和科研。当年我家住房狭小，三楼的小阁楼就成了父亲的书房。小阁楼冬冷夏热，父亲全然不顾，常常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我记得，当我睡一觉醒来，常常看见三楼的灯光仍然亮着。我们劝他睡觉，他说：“不论什么时间，人必须抓紧学习，不然就要落后，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跟上。”此话一直激励我们坚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

父亲每天工作至少十四个小时，在繁忙工作中，父亲精心从事论文、专著写作，为许多同志和学生指导和修改论文。他撰写了“脾功能亢进”“改进的痢疾噬菌体分离试验及其临床应用”“用血凝抑制试验测定类抗原作各型菌痢早期诊断的研讨”“7505治疗血吸虫病396例临床观察”等论文，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此外，父亲还和国内著名教授王季舞等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有关传染病学全国统一教材《传染病学》，并担任内科大型参考书《理论与实践》传染病副主编、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分析》副主编、内科讲座《传染病》主编。

父亲作风正派，任劳任怨，身兼多职，却从不马虎。他曾兼任武汉市传染病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湖北分院传染病流行病研究所所长、全国血吸虫病科学委员会委员、南方十三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血吸虫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临床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武汉市分会副理事长兼内科学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科学普及创作协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内科杂志编委等职。

由于数十年坚持不懈努力，父亲在学术上获得较高声望和成就。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父亲受中华医学会委托，赴瑞士参加第五届国际肝病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了“我国肝炎防治概况”“中草药治疗病毒性肝炎”等文章，受到大家好评，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回国后，父亲即在北京、天津等地作报告，交流国际间的情况，回到武汉以后，也被各地县请去作介绍。父亲长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但他全然不顾。1980年2月初，他从外地出差回来，又驱车几百里赴孝感给血防站同志讲课。回汉以后，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被紧急留院治疗，2月9日病情突然恶化，不幸逝世，终年六十六岁。2月13日，在医院礼堂举行追悼会及遗体告别议式，共一千多人参加。卫生部长钱信忠及全国各院校均发来唁电、唁函，《中华内科》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均发表专栏进行悼念。不少农民从各地县赶来，有人悲痛地喊道：“您救活这么多人，但却救不了自己，太不公平啦！”

（杨超前，1914.1.28—1980.2.9，湖南湘潭人，1934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赴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后任瑞士热带病学研究所研究员，并被选为国际内科学会委员、理事、中国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回上海母校任教，1951年发起组成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六大队，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内科学院内科顾问兼主任、东北军区卫生部技术指导委员。杨泽川，杨超前之子；杨泽瑞，杨超前之女；杨泽珈，杨超前之二女；现均旅居和工作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