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印象
刘毓谷教授是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接触到的。我们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武汉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77级），1978年3月进校学习的，直到上课上到第4年、第5年，学习专业课时，我们才开始真正接触到刘毓谷教授的课（刘毓谷教授是专业课教师）。刘教授说的是天津口音，讲话中气很足，很容易懂。每次上课前，他都下了很多的功夫，讲课很注意方法，语言生动，很有感染力，不时有实际的例子或小笑话，所以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都报了他的研究生，我也报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报考研究生是选择自己喜欢专业的一次机会，所以尽管竞争很大，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后来比较幸运，如愿考上，开始跟刘教授学习，那是1982年底，1983年初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刘教授1920年2月生于天津，1939年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取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所出人才、出成果的十分著名的学校。但当时的生物科学，尚未进入现代生物学的分子水平时代，而医学丰富生动的内容，更吸引着年轻时期的刘教授，因此后来他又转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师从梁之彦教授，从事生物化学研究。1946年毕业时，刘教授本有机会出国，但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出去。当时人们都认为从事临床、外科工作会有更好的前途，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生物化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毕业留校后担任梁之彦教授的助教。1946年医学院筹建生理化学学馆，最初只有梁之彦教授和刘教授两人。作为唯一的助教，刘教授承担了筹建的具体事务工作。学校迁至武汉后，他服从学校安排，从生化转到公卫，调至卫生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从事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教研工作。1978年同济医科大学成立环境毒理研究室，他又调至研究室主持工作，从事毒理方面的研究。虽然研究方向几经更改，但刘教授始终坚持将生物化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其中，走出新路。
二、良师和益友
1978年，刘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们是他招收的第四届硕士研究生。当时刚改革开放，一些导师害怕招太多研究生，怕学生没有课题，刘教授却愿意多招，他说：“不要紧，我不担心研究课题，一是学生生源非常好，二是研究经费支持力度大，相信我们的研究课题会越滚越大”。当时招研究生虽然实验条件不足，但一个学生有3000元人民币的培养经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每人一个月的费用也就是50元，3000元的培养经费，3年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因此刘教授招了比较多的研究生，1977级招了3个，1978级招了4个，1979级招了3个。后来研究生的名额开始紧张了，就不让他多招了，到了1980级、1981级的时候，就只有1、2个了。从1978 到2000 年，刘教授一共培养了48名硕士研究生，20名博士研究生。他对研究生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们首先要学会“做人”，必须有端正的学风、高尚的科学道德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成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要求研究生在进入教研室半年内，要熟悉器材处、仪器修配厂、动物房和图书馆等与实验相关的处室，能对仪器设备的常见故障进行排除，并能熟练查阅资料和文献检索。还要求学生饲养实验动物半年至一年后，熟悉实验动物的饲养，如饲料的配制、换水、清洁及观察动物的活动；熟悉实验动物的交配、受孕，生产及生长过程；熟悉动物的操作，如捉拿、固定、灌胃、注射等。刘教授认为研究生所选择的研究内容，应该是在教研室总方向范围内并涉及新领域和新方法。他常对研究生们说：“你们的论文必须有90％的内容是我看了论文后才知道和明白的，否则不能算作好论文。”
那时的实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做研究的地点是在同济校园后面的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里面，一楼是学校车队，我们在二楼，三楼当时好像是做生理研究的。刘教授带领我们把校园内老仪器厂前面的空地腾出来，在上面建了动物房，还做了一个冷冻室，即购买一个大的冷库，约3米长，1.5米宽，把桌子放进去，在4摄氏度的条件下做酶学等生物化学实验，当时的实验室是很简陋的。刘教授曾于1978年去德国学习考察的时候带回一些实验设备，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生化毒理方面的研究。以后他又多次利用出国参观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结识国内外同行，学习先进技术，并接受捐赠和购买了一些仪器和化学试剂。经过刘教授和教研室全体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教研室已具有相当规模，拥有了一批先进的研究和实验器材设备，满足了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
当时我的师兄们先做的是肝微粒体酶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后来我们做的也都是一些相关的研究，如有做大鼠肝脏灌流、肝细胞质膜、线粒体、肝原代细胞培养等。刘教授当时因为年龄的原因，不能亲手直接做一些实验，但是他看的书和文献很多，眼界开阔，知识面非常广，对研究课题提出了很多点子，我们问他的很多方面的问题，他都能给予指导——指导我们实验，指导我们朝正确的方向走。记得他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我们做实验是很主动的，一方面向高年级的师兄学习，另一方面也帮助高年级的师兄完成课题，这样互惠互利，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大家庭。刘教授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条件。我一方面喜欢自己动手，另一方面能遇到刘教授这样很放心让你去做实验的导师，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也很开心地去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科研能力和实验技能都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
刘教授还特别注重创造良好的研究氛围。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他都要把所有的研究生聚在一起，一方面汇报一个星期以来的学习工作情况，一方面各自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提出来。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大家一起阅读学习研究文献，通过阅读文献，掌握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方法。每人都有15分钟到30分钟的发言时间，然后大家提出问题、质疑，这对于锻炼大家的口头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好处。此外，刘教授也非常注重我们研究生之间互帮互助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刘教授本人心胸豁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实验室团队风气很好，大家在一起学习、工作都比较舒心。在这样科学的培养方法下，我们都获益匪浅。直到现在，我自己做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还一直坚持刘教授的这些学习传统。
另外，刘教授也很注重对我们研究领域最新知识的关注和学习。过去我们一直做的是肝微粒体的研究，1988年我博士毕业时，加上我们前面一届的3个，和我们这一届毕业的3个，以及后面一届的2个，一共7、8个博士都做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碰上了瓶颈，过去我们说生化就是研究蛋白质和酶的关系，但是到那个时候，分子生物学发展很快，刘教授考虑到这些，就送研究生到上海去学，到复旦大学谈家桢院士这些他认识的教授那里去学，很快就掌握了。记得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叫卢业竑，是专门做微粒体研究的，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方向，他做的很早，是很有影响力的权威。1985年，刘教授利用卢教授回乡之际（卢教授老家是湖北沔阳的），专门请他来学校做客座教授，给我们讲了两个星期的课，对我们的促进非常大。后来就是因为卢业竑教授的帮助，我们有7、8个同学到美国学习深造，现在都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三、言传与身教
刘教授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科研教学工作要求严格，但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在他的实验室和家中，所有的图书、文献资料都是向我们开放的。学习和工作之余，我们经常到他家中做客，一杯清茶或者一顿简单的饭菜，师生一起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聊天，聊工作，聊专业，聊人生经历。
我在同济读了11年书，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一直在刘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生化毒理方面的研究。我和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多，在我的印象中，刘教授性格很开朗，没有架子，不管是普通修理工人、司机、科室人员、处长、院长领导还是专家、教授，他都能和人家自来熟，很快成为朋友。刘教授的德文、英文也都非常好，他自己说过，他的德文好大概是缘于幼时常和德国电工在一起玩耍的原因，因此懂得很多不常用的德国俚语。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已60多岁，但脑子仍然转的非常快，记忆力也很好。外籍专家来校讲学，他当翻译，他不是像别人那样一句一句地翻，而是等别人说完一大段话以后，再整段整段地翻。所以他也很重视我们的外语学习，尤其很想让我们学好德语，但是我们很多同学都只是把德文作为第二外语。刘教授常把德籍教师请到他家里，我们作陪。本来说是练习英语，结果一讲高兴了就全是德文，这也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德文的学习。
和我们一起做研究的时候，刘教授虽然已经60多岁，但仍然思维敏捷，身体状态也非常好。记得有次我们要做放射性测试，地点在现在实验医学中心的最高层6楼，需要刘教授出面联系，没有电梯，他和我一口气爬上去，立马解决问题。除了在实验室做研究，刘教授还要经常出差，在全国各地讲学、跑研究项目、落实研究经费，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很难做到的。
四、丰硕的研究成果
刘教授主持和指导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省部级攻关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研究。1986年就有了国家自然基金，在刘教授主持领导下的团队也成功申报过两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上级单位就比较看重刘教授团队的研究能力，希望我们能承担一个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从1990到2000年，这10年被称为神经研究脑的10年。在刘教授主持和指导下，根据当时的国内情况，我们在考虑是否要把研究方向转向神经系统的毒理学研究。1995年，刘教授带领我们成功申报了我国毒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常用农药神经毒作用机理研究”，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中毒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取得了多项创新性进展，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当时这个项目总额大概是70万，和我们联合做这个课题的是时任中国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疾病控制中心）下属职业病研究所所长的何风生教授，他后来成为国内预防医学方向为数不多的工程院院士。这个研究项目在当时是以我们为主，经费50万，何教授研究团队为副，经费20万。我们是作为主力军来做的，他们做的是另外一个部分。这样后来我们就转向这方面的研究了，直至现在，我们还是延续着刘教授的研究方向，做的研究基本都还是农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在毒理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也都有着较大影响。
刘教授主持下的毒理学研究，在全国是较早开展的。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学习过苏联的毒理学，后来因为其他原因中断了。刘教授是从1978年开始主持恢复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从教材建设、专业课建设等方面都开展的比较早，公共卫生专业招硕士研究生在全国也是较早的，很早就有硕士点。1998年，教研室申报并成功获得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们学院现在是全国排名第一，其中最强的是环境卫生与劳动卫生学科，当然毒理方面的研究，因为刘教授的领导，到现在都是很强的，只是我们没有把毒理学作为一个重点学科发展方向。我们做毒理研究是从劳动卫生、环境卫生这些方向去做的。
同时，刘教授在教材和专著编写上也颇有建树，如：主编卫生部规划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1版）、《卫生毒理学基础》（第1、2版）、环境医学专业用《环境毒理学》教材（第1、2版）、全国医药院校教材《毒理学》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等共计十余部。其中《卫生毒理学基础》教材的第1版和第2版当时就被指定为我们的本科学习教材，也是国内最早的毒理学统编教材。
此外，刘教授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届委员，第一届委员是蔡宏道教授。
五、简朴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方面，刘教授过的非常简朴。他于1954 年与师母何惠英女士在上海结婚，师母从事纺织印染工作，也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退休前一直在上海工作。刘教授随同学校内迁武汉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达30 年之久。他自己在武汉过着清苦的单身汉生活，学校给他分有一套住房，但他一直没有去住，而是长期住在学校老公卫楼二楼的实验室里面。实验室外面做实验，里面间隔了一个办公的地方，有一张床可以休息，有一个写字台可供看书。那段日子，刘教授都是一个人生活，总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吃饭要么在食堂，要么自己下点面条，生活非常简单。虽然当了很长时间营养学方面的教授，但他不是很会做饭，做菜都讲究凉拌，一方面为了保持营养，一方面也省事。我们觉得他做的最好吃、最拿手的就是刀拍黄瓜、凉拌苦瓜。别人认为他这样的生活很苦，他却自得其乐。因为师母一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直至退休前，刘教授都是上海武汉两边跑，这样他在上海和武汉就有两个家。有意思的是，他每次去书店买书都要买两本，在武汉的实验室家中放一本，在上海家中也放一本，这样他不论在武汉还是在上海，就都不耽误学习和工作了。1984年刘教授的夫人退休以后来武汉，学校分给他们另外一套条件较好的住房，老两口才团聚在一起。
六、最后的回忆
到2000年以后，刘教授年逾80高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2004年7月份的时候，他身体不适，后经检查发现是体内肿瘤所致。从发现到去世不到一个月时间。在他病中，我们下班后去看望，和他一起吃饭聊天，他仍然表现得乐观开朗，和平时一样说笑。师母后来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些学生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昏睡，精神也不好，一脸的病容。所以，刘教授最后给我们留下的仍然是乐观、豁达、坚毅的形象，这形象永久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从1982年在毒理学专业课上认识刘教授，到硕士和博士阶段在学习中得到他悉心指导传授，再到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他2004年去世，有20多年的时间，我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我们的良师，也是益友，在他的教导下，我们不但顺利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也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刘教授以他自己的言传身教，用他严谨敬业、俭朴乐观、不断进取，为培养学生而竭尽全力的精神永远的激励着我们，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永久传承的精神财富。
（刘毓谷，194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同济医科大学环境毒理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室主任。石年，刘毓谷的学生，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