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82岁了，从18岁到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留校、从事法医工作，至今已经64年了。回顾在同济学习和工作的人生历程，有很多事值得和大家分享。
难忘的求学时光
我是浙江余姚人，1950年从余姚中学毕业后参加高考。当时高校是按大区招生的，如华东区、中南区等；我是在杭州参加高考考取的。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与其他几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我们是最早从上海招生来到武汉的一批学生。当时要考上同济比较难，但报考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同济要搬到武汉来，还以为学校仍是在上海。
那时高考录取名单是刊登在报纸上的，我按日期到上海北四川路的同济大学报到，才知道同济在华东区录取了50人。时值暑假，我报到后，在上海善钟路（今常熟路）100弄10号同济大学医学院宿舍住了半个月后，坐长江轮船来到武汉。
1950年9月19日，我们到达武昌熊廷弼路51号武汉大学医学院（为武大医院旧址），被告知我们班还包括在中南区招收的100名新生，一共是150名同学。因为汉口校区的基建工程还没有开始，所以第一年我们在武昌上课。因武汉大学建立医学院比较晚，当时还没有毕业生，但已有附属医院。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我们入学后还从武昌坐轮渡到汉口，先后两次到航空路机场（即原王家墩机场，现已在建武汉中央商务区）投入机场建设，具体参加打碎石子作机场跑道的劳动。
1950年有政策规定，如果入学以后学生对学校或专业不满意，还可以重新再考，转到不同的学校或者满意的专业就读。1951年之后，这种转学校或专业就不允许了。据说我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是转校生，因此班上学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我校第一届实行五年制学制的学生，迁校以前，上海同济大学（医科）一直实行六年或七年制。
我班是在1951年秋季搬到汉口华商跑马场来的。别看这一带现在很繁华，我们搬来的时候，中山公园以西还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没有人烟，甚至连马路都没有。学校是完全重新开始建造的，当时校园里最初只有一个跑马场的老看台，后来被拆了，那算是见证历史的文物，可现在看不到了。老同学回到母校来，都认为是一件挺可惜的事。
我们搬过来以后，上课是在两层楼的教学楼进行，与原本在上海时看到的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不同，教学楼原计划是建四层楼的，由于抗美援朝时期资金比较紧张，最后就只建了两层楼。那时候校区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最早的教学楼基本上就在现在的同济院史馆周边这一带，老三大、四大、五大、六大都是那时候最早的建筑。基础医学部和公共卫生学馆先搬进来，后来是临床医学部分，即协和、同济两家医院陆续搬进来。协和医院原来是一所教会医院，历史比同济医院要早一些，它和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合并了。当时同济医院的建筑是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包括那个飞机型的住院大楼，是在1954年初夏建成的。
起初因为同济医院还在上海，所以上临床课时，像裘法祖等教授都是坐飞机来给我们上课的。他们有课的时候坐飞机从上海来，课教完又坐飞机回上海工作。直到1954年，同济医院建好开业后，这些教授们才完全搬到武汉来工作和生活。
我的法医之路
1955年上半年，我正在武汉军区总医院（现黄浦路161医院）实习。有一天，学校人事科王静科长来电话找我去谈话，要我毕业后去中国医科大学进修法医学。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自己从未学过法医学，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在卫生改革中，卫生部将医科分为内科重点班和外科重点班，而我所在的班是内科重点班。我在班上担任内科课代表三学期，与内科各位教授较为熟识，对内科学有兴趣，想做一个内科医生，而对法医学是什么还完全没有概念，但后来我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
1951年卫生部曾委托南京大学医学院开办第一期法医高级师资班，由林几教授负责筹办，第一期学员总共19人。
1955年，苏联的医学院校都有法医专业，我们向苏联学习，决定开设法医专业。因此，卫生部委托中国医科大学开办第二期法医师资进修班，由陈东启教授负责筹办，贾静涛老师参与授课。进修班学员22名。
中国医科大学于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后在陕北办学，并于1940年9月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11月，学校迁至沈阳，合并了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和原私立辽宁医学院。我从1955年10月至1957年初在沈阳进修法医学，结业后回到学校从事法医学教学、科研及检案工作。
1957年，武汉医学院病理学教研组建立了法医学小组，并开始为1953级医学生开设法医学课程。但到了1958年，卫生部提出要精简课程，法医学这门课程可以精简不上了。因此，当时我国很多原有的法医学教师，能开设法医学课程的部分医学院校的法医学专业就没有继续办下去。而我们当时却能够把法医学工作，包括相关的教学科研继续搞下去，主要是因为杨述祖教授和武忠弼教授的坚持。
杨述祖教授是我国病理学一级教授，时任基础医学部主任。他说他1935年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病理学博士时，病理学馆和法医学馆是同样的规模和人员。他跟我说：法医还是要继续搞下去。后来时任病理学系主任的武忠弼教授被派去东德（民主德国）进修电子显微镜，我就拜托他参观德国大学法医研究所的发展情况。武教授回来后告诉我，法医学是一门科学，肯定会发展的。两位老教授以及当时教务处处长陈任教授都是很重视法医学发展的。到1959年，我们的法医学小组包括老师、技术员等已经有7个人，归口病理教研室管理，发展得较快。
因为武汉地区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法医案例的发生也较多。1959年，湖北省公安厅提出要我们办一期法医进修班，培训专业法医15名。我们给学员讲课和实验共6个月，授课期间如在武汉地区发生死亡案例，就带领学员到现场勘察，并运尸体回校解剖和做病理切片检查。6个月后，又带着学员们在上海和武汉公安部门轮流实习了2个月，结业后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法医工作。这样湖北的法医队伍就逐渐建立起来。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法医小组的工作人员先后改行或调换了工作岗位。因汉川农村烧热病发作，1966年3月湖北省卫生厅组织烧热病防治工作队，并抽调我参加实验组，从事研究工作，一直到1966年12月底回到学校。
“文革”时，武汉地区两派斗争很激烈，涉及法医案例的事件很多。公安部门的法医知道我从汉川回到了武汉，又因公安机关当时尚无病理解剖室，因此经常运尸体来解剖检验。由于解剖的结果不可能让两边都满意，法医结论经常被质疑，受到责难，压力特别大。迫于形势，我曾一度去上海到二哥家，回避做尸体解剖。
1971年初，我从汉川回到武汉，先是被要求参加学习班“学习”，后又被派往咸宁向阳湖农场进行劳动锻炼，提高思想觉悟，直到1973年春天才回校。当时基础医学部的党内负责人李宗臣教授对我说，已安排了两个本校毕业生和湖北省公安厅、襄樊市（今襄阳市）公安局各一人交给我带教。从那以后，我又开始了法医学检案、研究和教学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强调依法治国，也真正开始重视起法医工作。1983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教育部联合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山西晋祠共同召开了全国高等法医学教育座谈会，商讨在全国兴办法医学专业教育等问题，最后决定在有条件的高等医学院校创办法医学本科专业。这次会议成为我国法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被后来人称为四部两院“晋祠会议”。我和时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的文历阳教授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当时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王镭主持，他提出要把法医队伍的建设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解决，要专门研究法医体制究竟怎样发展。
由此，当时六所卫生部直属医学院校率先承担起法医的培养任务，包括中国医科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华西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和武汉医学院。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医学教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30余所高校开展了培养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研究工作。
为培养高层次法医学人才，在1980年前后开始，部分医学院校（包括武汉医学院）开始招收法医学研究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且招生规模和数量在逐年增加。
对我国法医学发展的期待
我国人口众多，法医病理学检案工作量较大。法医工作多涉及刑事案件，尤其是大案、命案，法医检案的意见、结论常常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也说明了法医学的地位和影响力。
我国法医学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例如美国马里兰州法医局、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医学研究所等尸体解剖都是集中做，每年的法医解剖就达到4000例左右。但我国现在多数还是分散做解剖，难于实现解剖操作和法医病理诊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影响了法医病理学鉴定质量的提高。又如美国马里兰州法医局与多家高校合作，是美国东部人体脑和器官组织库中心的主要参加单位。经死者家属同意，为组织库提供新鲜人体组织来源，为全美国的医学工作者提供所需的人体组织。该局又是美国角膜移植中心和器官移植中心的合作单位，每年大约有500个患者从该局获得进行移植的角膜；器官捐赠者在脑死亡后，如符合器官移植的要求，器官移植中心必须得到法医学鉴定人的同意和死者家属的许可，才能摘取器官以供移植。此外，该局还通过检案及科研工作为全州的死因统计分析、医疗纠纷鉴定，以及交通医学、保险医学、赔偿医学和灾难医学等多个相关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医学资料。上述经验和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我从事法医工作多年，2000年退休后到现在也没有脱离法医工作，虽已在耄耋之年，还愿意发挥一些余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作案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复杂，对法医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的法医学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步伐。
（黄光照，浙江省余姚市人，法医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并留校工作，率先在医学院开展法医教学研究，历任法医学教研室主任，法医学系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