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中美医院迁武汉。这是应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要求，并经华东军政委员会研究后做出的新中国的首个关于高校及医疗卫生单位成建制跨区调整部署，因而得到教育部、卫生部和华东、中南两地军政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国际、国内颇具名气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已有50年建院历史的附属中美医院（1951年恢复同济医院名）从上海迁驻汉口荒废的昔日华商跑马场另建新院，从酝酿到完成动迁历时5年。本文记述的就是这一历史过程。
1 1949年全国解放，作为中南地区最高行政机构的军政委员会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恢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保障人民的生活与健康。中南地区包括湘、粤、桂、豫、赣6省，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但医药卫生条件非常落后，远不能适应本区经济发展和亿万民众的需求，尤其中心城市武汉，不仅规模型的医院极少，而且医学人才十分缺乏。于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向中央政务院要求：将医药卫生发达地区上海的一所医学院校包括附属医院内迁武汉。
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中央的支持，责成华东军政委员会讨论。当时，上海已有或准备组建的医学高等院校有四所：上海医学院（始建于1927年，原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和广慈医院整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1951年改称第二军医大学）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华东军政委员会研究各医学院情况后认为，将同济大学医学院暨附设中美医院迁汉建校最为合适，不仅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今后发展的需要。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批准，1950年2月，中央政务院正式作出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设中美医院迁驻武汉的决定。
同济大学医学院由德籍医生宝隆1907年创建于上海，1926年收归国有，其附设中美医院建于1900年（始建时名同济医院）。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同济医学院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国内著名的医学院校，在欧洲、尤其德语国家也有较大影响。学院教学体系完整、学科齐全、学风严谨，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构了从德文科——医预科（基础）——医正科（临床）直至博士培养的教学体系。学生学习科目已达24门，1917年培养出第一位博士毕业生，即获得德国政府认可并颁发毕业证。经历一战、二战及国内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济的医疗、教学从未中断，1937年日寇炸毁校舍，学院被迫撤离上海西迁。从1937年到1945年经历了6次迁校、辗转8省区，坚持招生办学，每年都有学生毕业，8年间共毕业医学生320人，返回上海时仍有学生300多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外科学家吴孟超院士和被称为“中国生命科学奠基人”吴旻院士就是这一期间入校的学生。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学院已有八大学馆（解剖学、生化学、药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生理学、公共卫生学、寄生虫学），内、外、妇、儿18个专门学科，两所实力雄厚教学医院——中美医院、上海市中心医院（由同济与上海市共建）。附属中美医院，从建院起就保持着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临床技术水平，是全上海屈指可数的医院，尤以外科著名。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和技术队伍，当时，600余人的教职员工队伍中，助教108人，讲师13人，副教授10人，正教授30人（含兼职）。学科带头人几乎全是我国医学界大师级人物，如妇产科学家金问淇、生物化学家梁之彦、皮肤病学家于光元、骨科学家屠开元、耳鼻喉科学家李宝实、人体寄生虫学家姚永政、人体解剖学家李赋京、病理学家杨述祖、微生物免疫学家谢毓晋、颌面外科学家张涤生、内科学家过晋源、外科学家裘法祖、儿科学家宋名通⋯⋯。解放后，他们均被聘为国家一、二级教授，在全国所有医学院校中位居前列。从上海迁一所如此高水平的医学院及医院至武汉，足见中央及华东、中南两个大区对华中地区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视。
1950年4月19日，华东教育部召集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包括校长夏坚白、医学院院长唐哲、同济医院院长林竟成传达政务院决定。翌日，唐守愚副部长到同济大学口头宣布中央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武汉。这一消息即刻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据林竟成教授后来回忆：同济的大多数教职员工不理解决定的目的与意义，不仅领导层中有不同意见，而且教授中的多数不支持搬迁。为此，学校专门召开了一次教师会议讨论，会上辩论激烈：不少人担心，同济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建成理、工、医、法、文兼有的综合性大学，医学院的分离会损害同济大学的整体性，影响学校的全面发展；有的顾虑武汉地区的生活、气候等条件；有的反映出许多具体困难⋯⋯部分教授还联名给中央写信申诉同济不宜搬迁理由。当然，也有领导成员、教授是积极支持搬迁武汉的，认为同济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迁至华中地区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会使学校和医院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几位相同主张的教授也联名写了支持中央决定的建议书。[1]
同济大学教师对迁校问题的反应引起中央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专门约见同济大学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夏坚白、医学院院长唐哲、附属中美医院院长林竟成等，听取同济对迁校的意见和要求。之后，1950年7月12日专门下达《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同济大学迁校问题的决定》。文件指出：“同济大学医学院包括附属医院迁往武汉是符合国家需要和同济本身的发展利益的，但这一正确原则的执行需要取得师生极大多数的同意，在条件没有具备以前，需要等待和进行说服工作。学校迁移的实际进行，应在学校方面及中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各项有关问题有充分准备之后妥为实施”。“至于何时迁移和如何迁移等具体问题，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同济大学医学院（一方）与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另一方）协商办理”。
2 同济大学于1947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总支委员会并在院系建立了支部，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已成为贯彻党的决议、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医学院党支部不断向华东教育部反应师生关于迁校的思想状况和要求，建议派院领导和师生代表组成代表团赴武汉实地考察并与有关方商谈迁院事宜。不久，华东教育部与中南卫生部共同决定：为迈出同济迁院第一步，同意组织“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赴汉考察并就迁院具体问题与中南方面磋商。经医学院支部与中美医院后期支部研究，报华东教育部同意，代表团由11人组成，唐哲、林竟成任正副团长，另有教授代表3人，他们是金问淇、梁之彦、于光元，讲师代表武宗弼，另有学生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代表等。
代表团肩负历史重任，从1950年5月26日至6月5日在汉11天。前5天参观访问和社会调查，主要是中南、重点是武汉地区的卫生、教育状况；武汉市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状况，衣食住行，物价水平，与社会各界作广泛交流。当时，武汉市居民1008195人。全市有公立医院3所（2所市立医院、1所传染病院），床位456张，医师173人，护士210人，助产士49人，药剂士22人，医技67人；私立医院20所（不含个人诊所），床位1010张，医师685人，护士234人，助产士248人，药剂士20人，医技147人。此外，还有省、军队在汉医院，共有床位约1200张。代表团参观考察了武汉市立一、二医院、普爱医院、梅神父纪念医院、武汉陆军医院、省立人民医院、协和医院等13家医疗机构，处处受到兄弟般的欢迎与接待。代表团车抵武大，医学院全体同学在门前列队欢迎，歌声、爆竹声和欢呼声响彻校园，国旗，锦旗，鲜花布满欢迎会场。武大医学院范乐成院长致欢迎词，简短地介绍同济的历史后说：同济迁来是武大同学的福音。武大医学系同学献旗献花，各级各小组献词。在即将成为合作医院的武大医院，专门为同济代表团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全院二百余员工悉数出席，会上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周裕德院长致欢迎词，对同济之推崇、对合作之期盼表露无遗。工会代表向代表团献全院同仁签名的锦旗一面，嘱代向同济全体同仁致敬问候，望同济早日迁汉，此情此景，使代表团成员感动不已。
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对代表团更是关怀备至、坦诚相待。主管同济医科迁汉具体工作的中南区卫生部孙仪之部长，齐仲垣、林之翰两位副部长多次分别会见代表团，介绍华中地区及武汉的发展前景，及对同济迁汉的安排。负责领导此项工作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除亲自主持有关会议外，于6月1日上午特邀唐哲院长、林竟成院长和金问淇、梁之彦、于光元教授在寓所恳谈。从谈话中得知：武汉在三五年内一定要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第一步的计划是人口由一百万增加到三百万，第二步增至五百万，最后的目标要发展至一千万。武汉市政府正在设计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横跨长江联系武汉的大铁桥正在测量；中南区要大力发展工业，如铜、钨、锑、锡等采矿工业；铁路方面正拟修筑襄花，川汉等铁路。所以，武汉市的繁荣发展，具有充分的条件，中南的卫生建设，亦将配合着全区的经济建设而有极大发展。中南区卫生部领导坦言：为配合武汉的发展，中南的经济建设和满足广大农村在土改以后人民的迫切要求，亟须大量培植医学人才，全面展开卫生建设，因此建立起能领导全中南的医事中心，已经成为中南区的迫切工作。同济内迁与武大医学院合作，目的即在稳步发展，达到能共同肩负起领导全中南医药建设的任务。
同济医科教职员工迁汉后的生活也是代表团关注的问题，他们或徜徉于大街，或行走于小巷。亲眼看到了武汉市街整洁，颇具现代化都市之规模，主要街道都为柏油马路，日间市容虽不及上海熙攘繁华，但夜市至十一时前还很热闹。物资丰富，除少数工业日用品外，物价平均比上海低。如居民常用的生活品：籼米斤1050元（旧币，以下同），统粉袋 63200，煤球担15000，酱油斤2400，鳜鱼斤1500，鸭蛋个 300，鸡蛋个 200，豆芽斤500，洋布尺3400，麻油斤4000，上白糖斤6800，鸡斤 5000，干柴担6000，猪肉斤5000，鲤鱼斤1000，解放皂条1700，电影票张1500〜3000，菜油斤 3800，盐斤 2000，牛肉斤 3200，菠菜斤300，府绸衬衫件40000，人力车自车站路至沿江大道1200⋯⋯[2]由于武汉人在交易中有讲价的管理，实际价格还要低一些，这些实在的数据，打消了一些人担心迁移来汉后会降低生活水平的顾虑。
代表团的中心任务自然是与各方的会谈。从5月29日起，连续4天的会谈，始终在友好、坦诚、合作的气氛中进行。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武汉大学医学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中美医院的负责人及代表们很快就同济迁移武汉达成共识并形成决议。其主要内容是：①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包括附属中美医院服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全体师生员工将分批分期迁移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建立足以中南行政大区医疗卫生事业的中南医事中心。校名问题，武大医学院代表建议，因同济历史悠久，技术力量雄厚，保留同济校名，最终由建校委员会组成后讨论决定。②择定汉口北原华商跑马场为医事中心建设基地和1000张床位的附属医院，占地面积约420亩，计30万平方米。③武大医学院已将武汉地区条件最完备的协和医院列为合作医院并与武大医院合并，将作为新校的附属医院，距离新校仅2华里，便于教学。④同济迁校与在汉建校同步进行。本年沪汉两地同时招生，一、二年级在武汉上课，三、四、五年级在上海上课，上海同济的实习医生分拨15-20名在汉协和医院实习。⑤在新校尚未竣工之前，为满足前期教学的需要，立即动工修缮现有武大医院院舍，作为新校前期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另购烈士街房屋8栋作为教授临时宿舍，以应秋季开学之需。协和医院新建门诊楼，病床由240张扩大到400张。⑥跑马场医事基地的建设最迟于本年秋季动工，开工次序为先建甲乙丙3级宿舍楼6栋，再建5个学馆，留出1000张床位新医院用地，力争2年内次第完工。⑦本年内经费概算3000斤大米，折合人民币（旧）3050万元，由中南卫生部拨付。⑧新校人事安排，可根据年资、经历、学术经验，待建校委员会组成后研究决定。合作医院（协和医院）急需的医生由上海中美医院先派6名主治医师、17名住院医生，武大派9名住院医生到该院履职。同济医学院和中美医院即派适当人员来汉任传染病院院长和结核病院院长，并将两院接受为教学基地。⑨上海同济来汉人员工资待遇不变，迁移时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均相应解决。贵重家具如钢琴等均可运来，一般家具由武汉按户配备。⑩为实现上述决议，顺利开展迁校建校工作，立即在上海成立迁校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建校委员会，工作重点逐步移向武汉。同济代表团满载佳音回到上海，武汉之行的成果在教职员工中传递。
1950年8月，中央教育部高校司副司长张宗麟亲临上海召集有华东教育部、卫生部，中南教育部、卫生部，同济大学以及医学院、中美医院等关各方座谈，就同济大学医学院（包括附属中美医院）迁校问题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并作出具体部署：①以上5单位共同组成同济医学院迁校指导小组，华东教育部为主任单位，中南卫生部为副主任单位；②原则批准已成立的以医学院院长唐哲为主任委员、中美医院院长林竟成和医前期主任沈尚德为副主任委员的同济医学院迁校委员会；③由中南文教委员会牵头，同济医学院、武大医学院、中南卫生部、中南财委、中南教育部等组成建校委员会，负责同济医学院在汉的建校事宜；④“同济大学医学院本年度一年级新生暑假开学，一律至武汉报到上课；二年级学生暂时分别在上海、武汉上课；武汉大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上课；⑤附属中美医院原则上整体迁移，为照顾上海市民的医疗需求可分批进行。至此，同济医学院迁校之事尘埃落定。
3 迁建工作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提出的“有计划、有步骤，既见成效又稳步前进”的要求步步推进。1950年8月底，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医学院分别从同济大学和武汉大学建制中划出，直属大区领导。 10月建校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主任潘梓年任建校委员会主任，中南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桓任副主任委员。 1951年4月，汉口跑马场各学馆和多栋教职工宿舍动工修建。同年5月20日，中美医院改称“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简称“同济医院”。1951年秋，医前期即医学基础部的各个学馆相继开始搬迁。1951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51）高一字第277号文批复：同意同济大学医学院迁来汉口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改称“中南同济医学院”，标志华中地区一所新的医学院校诞生。至1952年7月，除生化学馆外，解剖、细菌、寄生虫、病理、生理、药理、公共卫生7个学馆的设备和师资技术人员全部迁汉，医学院前期迁建基本完成，为迁建的全部完成奠定了基础。
医后期的迁移主要包括同济医院及附设卫生学校的动迁，1952年7月建校委员会决定启动医后期迁移。12月31日，中南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签署了《关于同济医院迁汉合约》，其要点有：①原则上同济医院全部迁汉。②自1954年秋开始迁院，于1954年年终前迁移完毕，其中妇产科则于1953年秋迁汉。③在迁院前，同济医院行政及业务上受上海市卫生局及中南同济医学院双重领导，有关社会服务及教学业务应双方照顾，医院经费由上海市卫生局供给。④签约单位各派一人组成医院迁移工作组，协商办理迁院的具体事宜。
医院迁移的首要任务是加速完成建筑一期工程即容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早在1951年8月，院长林竟成从东北抗美援朝救护前线归来后，即着手研究武汉医院的建筑问题，与医学院唐哲院长商定请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冯纪忠主持设计，他拿出自己早年保存的从美国、德国收集来的多家医院建筑设计图供冯教授参考，又亲自带队考察了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数十家医院建筑。最终，参照德国的一份图案，结合各临床和医技科室需求绘制出一张四翼形医院建筑图形，即人们所说“飞机大楼”，其模型在上海、武汉两地展出，深得医务人员好评。新医院1953年5月动工兴建，面临汉口解放大道，占地面积约95904平方米，住院部大楼1000张床位，首期500张（实际投入600张）。全部工程设计由冯纪忠先生领导的群安事务所承担，中南建筑公司武汉第二公司承建，工程师项学汉负责工程监造，林竟成作为项目负责人，将上海同济医院的管理委托给副院长，自己吃住工地，夜以继日。1955年春，医院一期工程竣工，外部形体简洁美观、内部空间组织功能实用便捷，成为我国医院的“典范型建筑”，被誉为“中国现代医院建筑的开端”，国际著名的Sir.Banister Fletcher(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将其收录[3]。
医院的迁移的实质是技术人才的迁移，中央教育部、中南军政委员会主管负责同志多次强调：“离开专家、教授和全体医疗、教学技术人员的迁移这个前提，迁校建院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同济医院有临床教授、副教授（主任、副主任医师）24人，讲师、助教（主治、住院医师）及护、技人员200多人。由于医疗职业的特殊性，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的迁移的确遇到不小的难题。例如，有的教授在上海有房产和诊所；有的教授在多家医院兼职、甚至是科主任；有的夫妻在不同的医院工作，不愿因迁移造成两地分居；有的妻子、儿女在上海有满意的职业或学校而不愿改变环境；有的父母年迈不肯离开久居的家乡故土......诸多问题都会间接和直接影响人员情绪，造成思想阻力。对此，中南卫生部十分重视，齐仲桓部长亲自约见同济医院党支部书记厐其方、委员吴滋霖，后期学生支部书记毕增琪，再次强调：“迁校的成功在于专家、技术人员的全部迁移，附属同济医院技术人员、物质要全部迁汉，非教学、医疗人员的迁移可带有自愿性质。”同时特别指出，要做好迁汉人员的思想工作并切实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党支部成员们深刻认识到，迁移的根本问题是人才的迁移，仅有医院物资的转移不是真实意义的迁校。时逢上海市在所属各医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运动，卫生局向同济医院派出四人指导小组。在党支部的领导与组织下，学习与医院迁移实际相结合，采取大会报告、小组讨论、个别谈心、互相帮助等多种形式，使大家逐步树立了国家观念、整体观念。所有高级技术人员一致表示：服从需要、服从安排。著名妇产科专家金问淇（一级教授）停办了自己上海的诊所，表示举家迁武汉。内科学教授陶桓乐（一级，来汉后调任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长期担任中央保健局顾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医疗组成员）动员在上海市五医院工作的陶滦医师一道迁汉。对少数确实有困难的专家，采取二到三年的过度，而后迁汉。中科院院士裘法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同济医院整体迁武汉的消息传来，全院哗然，医生多不愿意去，但这是政府行为，不能不执行。而我由于德国妻子已习惯于上海生活，也不愿意迁到环境迥然不同于上海的武汉......正是这一关键时刻，第二军医大学吴之理校长亲临我家，热情邀请我去该校任外科主任，我满口答应，可是中南同济医学院坚决不同意，当时人事制度非常严格，档案在何处，工作不能自主调。为避免矛盾，卫生部同意我在上海兼职，为期三年。在武汉我是同济医院外科主任，在上海我是第二军医大学系统外科教研室主任、上海第6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卫生局顾问、《大众医学》主编。身兼两地数职，非常辛苦，家庭的一切完全由我妻子负担......我奔走在上海武汉之间4年，是妻子的爱使我度过这四年，我不愿意妻子一人在上海孤独生活，也不愿意离开我的母校，内心希望将这两个问题平静解决。”裘法祖辞去上海所有兼职，携刚加入中国国籍的妻子裘罗懿率子女一同迁汉,全身心投入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教学与医疗中。
1954年11月25日，同济医院迁汉人员名单正式公布，迁汉的正、副教授21人，讲师、助教100余人，护士医技人员60余人，行政技术工人40余人，计220余人。正教授中，除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长海医院院长），骨科专家屠开元（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长征医院院长）经中央卫生部批准调任军队医院任职外，其他全部来汉。1955年，春节刚过，同济医院迁汉职工及家属数百人，扶老携幼，包乘数艘客轮，3月底全部抵达武汉。5月15日，新的同济医院举行开幕仪式，同时也标志同济医学院迁汉工作完成。
转眼67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同济医学的种子，在中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我国医学教育和人民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后语
在写本文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词组：“科学的种子”，我觉得用它来比喻“同济”是十分贴切的。科学的种子可以是一粒，也可以是一束；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
同济种子发端于上海，如今已结果于神州大地地，乃至世界科技界都不乏同济人的身影。就在我所在的城市，就在同济医科落户江城武汉一年后，时任同济大学教务委员会主任（校长）的夏坚白教授率领建立于1932年的同济测量系也迁来武汉，依托其组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即后来的测绘科技大学，成为世界上测绘学科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教育层次和办学体系最为完整的高等学府，被公认为世界测绘三强之一，先后诞生了一批以宁津生（同济1956年毕业生）为代表的两院院士。
同济人历经无数风雨，也收获了诸多荣光，只要有土壤、水分与阳光，同济的种子定会结出硕果。
参考文献
【1】林竟成自撰年谱（未发表）
【2】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一九五零年六月总结报告（未发表）
【3】赵冰、冯叶、刘小虎. 夏夜医院楼——冯纪忠作品研讨之三[J]，华中建筑，2010(6)：1-4页
【4】裘法祖 .写我自己[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27-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