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之后分配到解剖学教研室工作。我在这个专业坚持了四十九年，直到退休前也没有换过任何其他的工作。这样算来，只差一年就有半个世纪了。
我们毕业时，就业都是服从学校分配。同学们的觉悟也很高，不管分配到哪里工作，都无怨无悔。当时我们就有同学分配到靠近中越边境的云南马关县，条件非常艰苦。他们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还在当地成家立业。有些医学的知识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学到那么多，经常遇到医疗难题，只好边学边干，在干中学，有时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后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为生命守候》，我们同学看后都很感动。
我当时毕业后留校了，分配在解剖学教研室，归属于基础医学院（那时叫基础部）。当时基础医学院有十几个教研室，有的是医学基础，如：物理、化学等这些专业；有的是基础医学，是为临床打基础的，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解剖学，还有组织胚胎学等。解剖学是公认的很艰苦的专业，因为工作中要和尸体打交道，工作比较辛苦，而且做标本时要用福尔马林药水来固定，福尔马林有很强的毒性，可能会致癌，长期在那个环境中工作对身体很不好。我们教研室还有很多女老师，我也特别佩服她们能够坚持在我们教研室工作。
我到教研室之后先任见习助教，向有经验的老教师们学习。两个星期后，就独立给学生上课了，带20多个学生上小课。解剖学分为大课和小课，大课是讲述本门课程的基本概况和理论，大课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要求任课老师要有一定的资历和水平，起码是副教授以上的老师。小课主要是在实验室里面上，实验室的几个台子上面都摆放着标本，老师要对着讲，学生们要围着看，来巩固消化所学的内容。那时实验室的条件并不好，没有通风设备，标本的气味在实验室里挥发，多年后才只是在墙壁上面装了几个抽风机，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到了夏天，气温很高，刺激性更大，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老师为了教学效果，给学生做操作示范时，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有的时候一边上课，一边流眼泪。现在条件好多了，每个实验室都安装了一个完整的封闭抽风系统。
这些实验室的标本每年都要更新，因为教学时标本长时间接触空气，会蒸发、干燥、枯萎，放久了会坏。再加上观察的时候用镊子拨扯，对标本也会有一定的损伤。做一个标本很不容易，就拿一块骨头来说，做一块很好的骨头标本要经过很多的工序，要煮、晒、泡、刮、清理等等，这些都需要人工去做，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制作时福尔马林药水刺激性很大，工作环境很差，所以非常辛苦。这些标本基本上由技术员来做，但是老师们也要做。那时要求老师们每人都要做一具完整的尸体标本，还有局部的零件标本，比如手、脚等等，至少要从头到脚都做一遍，这属于基本功。我们解剖学的研究生们同样也要求每人要做一套完整的标本。
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我们那时还有下乡巡回医疗的任务，要参加除害灭病工作。有时要到农村去参加血防工作，给农民们做皮肤试验，调查有没有感染血吸虫病，有时还要到当地的医院去治疗血吸虫病人。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们也没有教学工作，主要都参加“斗批改”。那时候响应毛主席的“626 指示”，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学校经常派老师下乡参加巡回医疗。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626探索队”，由部分老师和学生组成，深入革命老区，探索医学教学的改革。在文革后期，我还参加了学校朝阳农学院到湖北沙洋分校进行的解剖教学。
1977年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听取了高校教师的建议，恢复了高考制度，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同时，他还决定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重要改革，向国外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第一批全国派了3000人出国留学，主要通过英语考试来选拔。我就在这第一批出国名单中。
我现在还记得在考试之前，参加了学校办的一个短期培训班，之后又到武汉大学参加了三个月的培训班。我在华中工学院参加考试，考取之后就通知我们可以自己与国外学校联系，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选择哪个导师都由自己申请并决定。我们学校当时考取了七个人，后来有两个到德国留学，有五个到欧美留学。我当时在图书馆查文献时查到了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脑研究所，所长是Akert教授，他后来也是我的导师，我跟他联系后，他同意我去学习三个月的冰冻蚀刻和电子显微镜技术。1979年我就去苏黎世大学脑研究所进修，之后学习时间又延长到了一年半，不仅学了冰冻蚀刻技术，还到解剖学研究所学习了免疫细胞化学、放射自显影等技术，直到1981年6月获得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我才回国。
出国留学的这段经历让我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我有了很多的感悟。首先，解剖学是古老的学科，现代解剖学是比利时学者Vesalius在1543年创立的，从科学发展来看解剖学的发展是比较慢的，一般人认为解剖学就是骨头、肌肉等等。但是我出去后看到的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我在瑞士进修期间所学习的内容就大大超出了传统解剖学的范围。解剖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发展，新的学科不断涌现，如：断层解剖学﹑器官移植组织工程﹑临床应用解剖学﹑化学解剖学等等，尤其是神经解剖学发展非常迅速。
另外，我们出国之后出成果很快。我出国前20年在国内学术会议和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四篇论文，出国后只用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写了两篇文章，而且都是发表在国外期刊《Brain Research》和《Anat. Anz.》上，在这两篇论文中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轴轴突触的冰冻蚀刻标本在电镜下的精美立体图像；发现并显示了一条新的含P物质的神经传导径路——脊髓中央管腹侧纵束。不仅我一个人是这样，出国的很多人都有成果，都能不断地发表文章。为什么呢？我感觉当时我们在国内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学，教学之外还要参加很多活动。所以真正落实在业务上，特别是落实在科研上的时间非常少。而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每天只是搞科研，其它都不做。
现在来看，那个时候国家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没有闭关自守，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向外学习。我们出国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教育部给的，而且在学校的工资仍然照发。这段时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和学校对我的培养，我非常感激。那时候我刚刚40岁出头，从那以后我的人生道路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原来是讲师，1981年回国后就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后来又同时被评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一般是要当了教授之后才有资格申请博士生导师。我认为这和我出国那段时间的学习经历以及之后所出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瑞士学习期间和回国以后，不仅在扫描电镜上发现有接触脑脊液的神经元，而且在透射电镜上捕捉到第四脑室内“触液神经元”的超微结构图象，这就为“触液神经元”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比国外的报道进了一步。这一研究成果使传统的神经解剖学关于脑脊液的概念得到了补充和更新。
传统的解剖学认为人体全身只有两大调节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我在深入研究接触脑脊液神经元和神经通路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研究信息，首次在我国提出“脑-脑脊液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的概念。将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这三个系统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网络的概念，并引用到我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脑-脑脊液免疫-神经-内分泌回路与癫痫发病机理的关系》里去，由于思路有明显的创新性，所以一举中标，这是同济医学院中标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回国后我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在教研室成立了“脑研究室”，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9名，博士研究生20名，博士后1名。我在神经解剖学的主要贡献是：1.关于轴轴突触的研究为突触前抑制提供了超微结构基础；2.关于脊神经节细胞周围突躯体-内脏分支投射的定性追踪为牵涉性痛和体表-内脏相关学说提供了新的形态学基础；3.首次提出“脑-脑脊液神经-体液回路”的新理论并应用于临床实践；4.首次提出“癫痫发病与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调节失衡有关”的新学说。上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省部级二等奖5项。看来，通过艰苦的努力，解剖学专业同样可以对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当然，这些成绩在浩瀚的科学事业海洋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我对自己过来的一生做了一个概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40岁以前和40岁以后。应该说，我40岁以前在国内的教学和科研经历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和能力，40岁以后才能够得到“质”的发展和进步。出国的这段经历是我的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回国之后，我才慢慢积累了一些成果，经常在业内交流，也在学会担任一些工作（湖北省解剖学会理事长、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还担任了解剖教研室主任、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我衷心感激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人生道路几十年，其实最关键的只是那一两步。所以，选定方向以后一定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不懈努力，就会出成果，这是我的人生体会，希望对年轻人能有一些参考的意义。
（朱长庚，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