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景申口述:药学院发展简忆

上世纪70年代初,在社会上缺医少药的形势下,我国新药开发迎来新的机遇,全国药学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在这种机遇下,1971年,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创建了药学系,系主任是杨晟教授,1972年开始招生,是中南地区最早创办的药学院系之一。师资主要从化学教研室、数理教研室和生物教研室调入,后来又合并了武昌药检专科学校的部分教师。

为培养师资也为学习经验,系里派杨先德、田世雄、黄定中、叶恒森、王福芝和我共6名主要学科带头人到北京医科大学(后被北京大学合并)进修1-2年时间。回校后,我们以北京医科大学的药学系为模板创建了我们自己的药学系,设5个教研室:化学、数理、中草药学、药物化学、药剂学。除基本的数理、化学研究室外,药学系在新药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和人力,主要分3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药物化学,它研究的是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化学合成、体内代谢、化学结构与药效相互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它的亮点就是寻找新药的途径和方法。新药的研究包括西药的药物合成以及中成药的提取,就叫天然药物化学。第二部分是药剂学,它研究药物的剂型,即提取到药物是做成片剂好?还是丸剂好?亦或是做成胶囊等等,这就是药剂学。药剂学还包括药物引起的分布和动态的研究,即药物动力学。李高教授从事的就是药物动力学的研究,即药吃了以后在胃里分布怎么样?在血液分布怎么样?在肝脏分布怎么样?哪个地方有效浓度最高?起什么作用?这就是药物动力学。第三部分是药物分析,就是把关药物的质量,检查药物的质量是否合格,制药的每个环节都会有质量控制,只有药物的质量达标才能应用在病人身上,才能允许生产和销售。

药学系办系之初,条件比较艰苦,教师们自己想办法谋发展,要发展就需要有经费支持,我们就从制药入手。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小型药厂,生产甘草流浸膏,销路很好。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制药设备,全靠教职工亲自动手完成药物的制作过程。我们生产的甘草流浸膏,主要功能是治咳嗽。首先从内蒙把甘草膏运过来,教师们自己动手用斧头把甘草膏磨碎,再买几口大锅,把甘草放到锅里煮,期间还要不断搅动,以免煮焦了,体力劳动强度很大。煮好之后再过滤,按标准分装,还要消毒以保证质量。按500元一瓶的价格卖给医院、医药公司,卖了不少的钱。所得经费用于药学系的发展,使教研室的多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在良好的发展机遇下,根据国家政策和社会需要,我们结合专业知识办了几个药厂,起了很大作用,药学系就这样发展起来,当时在全国200多个药学院系中,我们的发展速度远远排在全国的前列。

1977年,因涉及工作调整,药学系停止招生,直到1984年才又恢复招生,由石朝周教授任副系主任并主持工作。1991 年,我任药学系副系主任。1993年,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药学系升格为药学院。

1995至1997年的3年时间,是药学院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每年都招收学生数百人,形成了包括本科生、大专生以及研究生等多层次的办学模式,在校学生最多可达1200多人。从综合能力来排名的话,我们大约排在全国第6名,排在我们前面的是5大老牌学校,即南京药学院、沈阳药学院、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四川大学药学院。这5所高校在解放初期就开办了药学专业,起步时间较早。因为那时很缺药,许多高校都开办了药学系,最多的时候全国总共有两百多个,所以20世纪90年代也是药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药学院当时受到国家及省政府的特别支持,在省内乃至中南地区排名也在前一二名。全国药学院系每年都会召开年会,主要是进行学术交流、探讨药学发展前景、药学教材编纂工作分配等。每次年会都有100多个院系参加,我院是前几名的主要院系。

药学院第一个硕士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的,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招生的,但那时候我们药学院的硕士点还是挂靠在药理专业的下面。我们的博士点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到的,1997或1998年就有教师开始带博士,但是正式有我们自己的博士点还要推后几年,后来申请到了6个博士点,数量还算是比较多的。

1993年,我任药学院副院长。1997至2001年,我任药学院院长。任院长期间,我首要的工作就是抓人才培养,因为药学院发展的关键是人才的培养。我把人才的积存主要分为3部分:引进人才、建设人才和积极培养人才。积极培养人才主要是通过留学、交换培养来实现。那时候,我们培养的人员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人,还包括我们能够辐射到的人。我们的毕业生也受到全国各地用人单位的欢迎,因为我们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十分扎实,动手能力也很强。在同一个企业,与同期的别的大学生相比,我们的毕生生显得出类拔萃。

第二方面是对科研的重视,科研对一个学院的发展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辉煌、最自豪的是与多个制药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帮助许多企业实现了快速发展,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时候药学院是整个医学院最富有的单位。很多教师都想到药学院来工作。一方面是因为药学院的工资福利待遇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与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比较密切。有一段时间,药学院办了3个药厂,药厂在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完全靠药学院支持。每一次药厂的成功建设都给药学院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第三方面是抓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所有有关新药研究的前期工作我们都做得很好,包括药剂、药物化学、药理等基础,我们有很多教师都拿到了新药证书。新药证书的研究开发过程是十分复杂和严格的,分为两大部分,新药临床前试验和新药的临床实验。临床试验是在医院进行的。临床前工作则包括药物化学、药物提取、制作、合成、药剂、药理、药物分析等等。新药制出来以后,还有药物分析鉴定是否合格。因此我们比较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有了实验基地,国家才会承认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般新药研究在别的地方不能做的实验在我们这里做,我们帮他们做,也从中受益颇丰。

第四方面是抓创收工作。办学条件的改善需要创收来保证,采购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必须有充足的经费,靠国家和学校的拨款是不够的。我们用科技帮助别的药厂,我们横向科研项目很多,发挥药学院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长期与多个制药企业保持合作。

在创收工作方面,我们还狠抓“执业药师”的考试培训,国家执业药师湖北省培训中心就设在我们药学院。“执业药师”的考试是一场全国性的大型考试,从业人士要想就业必须拿到这个证书。在国外,执业药师的数量是衡量药学院系教学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我校是参与执业药师命题的5所学校之一。命题范围包括药事管理、综合技能、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药剂学等方面。

我当院长期间,对大家提出过两点要求:一是工作上勤劳无私,知不足,努力勤快;第二是生活方面要勤俭。我生活上很简朴,粗茶淡饭,不抽烟,不喝酒。此外,我主张无私地为学校作贡献。我的女婿是香港联邦制药的董事长,我经常跟子女说:“你们赚了钱要回报社会,回报国家。”我的女婿为学校和国家捐助了数千万元,除了用于大楼的建设外,还曾设立奖学金,即香港联邦奖学金。除了药学院,他每年对国家捐助100所院校,金额达3800多万。

回顾药学系的发展,是一段艰苦创业的历史,也是一段敢想敢干的奋斗史。2000年合校后,药学院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目前已成为培养中高级医药人才的基地。

(朱景申,1941年生,曾任药学院院长等职,分析化学学科创始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