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管汉屏1914年4月13日出生于湖北通城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籍湖北蕲春。祖父是教会的牧师，祖母则操持家务。父亲有兄弟5人，姐妹3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随祖父工作地点的变动，家庭曾迁移于湖北各地，而父亲自初中起即离家在武昌住读。
父亲少时家中的生活是清贫的。他告诉我，小时候饱则有之，温则不足。但教会的子弟可享受教会学校免费就学的待遇，父亲和他的兄长们因此受到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均毕业于武昌博文中学。
父亲自小就成绩优异，在数理、英文等方面尤为突出，多次单科跳级。国文则弱一点。但有一次全省国文统考，题目是“论教育”。他奋笔书写，居然得了97分，这既出乎他的意料，也使得他的国文老师大为惊讶，他为此十分高兴。
父亲于1931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就读医预科。他成绩突出，1933年综合成绩排名全校第一，获得一百元大洋的奖励。他以此作为路费前往北平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得以录取。父亲于1939年毕业，并同时获得纽约大学医学博士文凭。父亲在齐鲁和协和的日子应该是紧张和愉快的，济南和北京的风土人情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父亲毕业后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直到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征用了协和医院，他离开北平回到汉口，先后在汉口普爱医院和梅神父医院任外科主任。
抗战胜利后，母亲徐云英于1946年从四川后方来到汉口，与父亲成婚。母亲抗战时随家人由北平迁陕西继迁四川，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当时在重庆中央医院任医生，来汉后在汉口协和医院任医生。
1946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湖北省官费留学考试，1947年经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娄克斯教授的推荐，前往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总医院任住院总医师。威尔明顿是个秀丽的小城，一条小河穿城而过，医院沿河而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后有好几位同学去过那里。2009年我专程去威尔明顿，凭父亲留下的照片很容易就找到了医院的旧址。2011年，姐姐和我全家再次造访该地。
父亲每周两次乘通勤火车，至费城杰弗逊医学院学习和实习外科手术。那时心胸外科在美国兴起，杰弗逊医院是美国心胸外科的重镇（曾开展首例心肺体外循环手术）。父亲的指导老师曾建议他在杰弗逊医学院读一个刚刚开设的心胸外科专科学位，导师认为这会对父亲将来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但父亲另有自己的人生计划，他准备回国了。
1949年底（或1950初），父亲乘船经香港回国，被聘为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院校调整后，父亲任武汉医学院教授及附属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据报载，父亲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大量的科研探索，回国后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心胸及肝脏手术，这种手术在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尚属首例。
父亲是非常努力的人。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每天早上起来，他已经在读书；每天晚上睡觉时，他不是在病房或实验室未回就是在读书。他曾对我说，医学不同于其它科学，有些理论基础并非十分完善，大量地阅读文献非常必要。他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学习。记得那时星期天他常去193医院和陆军总医院帮助开展外科手术。他有时带我同去，以便路上父子可以讲讲话。父亲常被邀请去疗养地暑期度假，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
父亲又是很善于学习的人。古人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他是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早年学过的知识如同刻在他脑中一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理记得清清楚楚。当年我已是系统工程的研究生，自以为数学还可以。他闲暇时出几道代数题，我就招架不住。他的思想也很活跃。我曾看过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得密密麻麻，中英文夹杂，兼有图示，大约是实验或手术的设计。我在国内外学习工作了30多年，见过的人物不少，像父亲这种资质，这样努力的人，凭心而论，极少遇到。我常想，如机会、环境和条件许可，他有可能做出一些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来。
父亲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他讲过在威尔明顿的一个小故事。一天他和一个同事做完手术，去食堂吃饭。同事说他姑母不小心在路边踏空，摔断了什么骨头。父亲说，那应该是另一根骨头。那位犹太医生拿出信来，匆匆扫了一眼，惊奇地说，你是对的，但你如何知道的？父亲说，从路边跌下，受力的应是某骨。事情虽小，融汇常识于诊断，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行医数十年，医人无数。我认识的朋友中至少有两个人向我提及，他们的父辈曾患肺癌，经父亲手术后痊愈。当时大家都说癌是绝症，我觉得不可思议，问及父亲。他说，这些大半都是早期病人，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将相关的淋巴组织多切掉一些。我母亲患乳腺癌，二姑母患直肠癌，经父亲手术后，终生未复发。
在我眼里，父亲是最优秀的医生。我老是把他作为标杆来评判我所遇到的医生，所以我在美国只好不断地换医生。
文革前政治运动不断，父亲每次都受波及。可以感觉到，这些运动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生活的重心在于工作和家庭，对政治并不关心，被运动波及，无奈沮丧得很。但总的说来，他的抗压能力还是很强，他的办法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我有时觉得奇怪，他这样独立特行的人居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他告诉我他几乎已被定成右派，但一位彭院长找他谈话，说问题当然有一些, 但反正不是右派。文革的冲击来得最大，父亲脸上被涂墨，身上被挂牌，头上戴纸糊的高帽，开斗争会。家里家外都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有些涉及人身攻击。书籍文献因抄家扔得满地都是。开始他几乎顶不住了，但还是挺过来了。家里住房面积缩小以后，他要我把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英文精装书装了大半个三轮车，运到废品收购站，卖了十来元钱。他对要他扫地，清厕所，抬木头倒没说什么，但对不让他做手术和做实验很生气。他说：50到60岁之间是一个外科医生最为宝贵的时间，即经验丰富又年富力强，正好总结提高。不让我做事，真是岂有此理！
父亲是个坦坦荡荡的人，不以地位、关系、权势取人。文革前后，他的一些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同学在国内医疗卫生界位居要职，父亲除开会碰到外，平时没有什么联络。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觉得，他倒不是刻意要当君子，就是天性如此。他晚年有次聊天说：“我一生不与人联络。很多次，如果稍微通融活动一点，后来的境况就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事，但他的意思我是懂的。
父亲也有另一面。据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他尽量安排家贫者先做手术，以便节省病人的住院费用。
文革前他去襄阳巡回医疗，很喜欢那个地方的人，说襄阳人忠厚老实，对他很好。襄阳医院一位厨师的孙子，与我同岁，父亲很喜欢他，介绍我们两人做朋友，我们保持了好几年的通讯联系。
父亲肯定不是一个脾气非常温和的人。我小时候挨过他不少揍。文革时，在关于他的大字报中，我读到不少他训斥学生和下级医生的事例。他是对己对人都有严格要求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直接了当的人，觉得好马上就表扬，觉得不对马上就批评。其用意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其方式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他的脾气在北京协和时就小有名气。文革后一次开会，北京301医院的陈景云教授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管汉屏，这些年我时常想起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我过来就是和你说这句话。陈教授和父亲是协和医学院同学，比父亲高几届。父亲后来笑着说：他大约担心，以管某人的脾气，文革不知道怎么样了，其实他的脾气比我还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周末常常要我去医学院小灶食堂买菜。那里的师傅专门为他做菜，又好吃又便宜。我有时不想去，说这不是占便宜吗。他不管，大声叫我“快去”。
父亲好酒。他原来基本上滴酒不沾，文革中开始喝酒，像他做其他事情一样，不管不顾。同济的某教授为了一件事还去吴阶平处告了一状，此事我从未告诉过父亲。吴教授当时是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外科学会的负责人，和父亲也是协和的同学，比父亲低几届。据吴教授说，他和父亲同船由美回国。我回国探亲，父亲见我不喝酒，说喝点酒也不错。我说我的一份都被你喝完了。
父亲是个非常孝顺的人。他那样忙，极少有时间带我们出去玩，一起去购物的事几乎没有。但他定期看望祖父母，请他们吃饭那是一定要有的。特别是对我的祖母。祖母不识字，但她做的事在我父亲看来都是最好的，了不起的。父亲很尊重他的兄长，兄弟间的关系非常亲近。每次见面的那种喜悦，让人感动。父亲说，他在齐鲁读书的费用靠的是奖学金。但北京协和医学院学费非常贵，奖学金仅能付一部分。父亲当时不安地与兄长们商量此事。我二伯父说： 学费我们来付。最后，大伯父和二伯父分摊了父亲的学费。
关于父亲有不少传说。其中之一是说他上课时带一个巨大的公文包，装得满满的。学生们看到都以为这位大教授上课认真。结果从公文包里拿出来开水壶，茶水壶，还有保温杯，摆满一桌，讲稿却只有一张纸。这听起来很像他。其实他备课上课很认真的。我有时见到他在家里给研究生一对一上课，方式是论文讨论。这需要师生双方事先反复阅读论文和参考文选。而且与不同学生讨论不同文章，工作量很大，难度也比较高。我敢肯定, 父亲那一纸讲稿定是花了他不少时间的。文革后父亲给武汉医疗界作了一次题目为“休克”的学术报告，反响很大，因而又讲了好几次，讲稿编印成册后也复印了好几次，外地的同事和学生也来信索取。记得那段时间，父亲很高兴。我妻子曾去听过父亲一次名为“微循环”的讲座，回来说：爸爸讲得真好。
父亲晚年患硬皮症。因病例罕见，一时不能确诊。他查找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做了长长的笔记，其规模远超过一次诊断。皮肤科同事后来干脆请他去做了一次关于硬皮症的讲座。
我的专业是运筹学和系统工程，与外科手术风马牛不相及，父亲也有兴趣了解。有次我给他介绍我做过的一些大型优化项目，他说，像这么大的项目不可能面面俱到，相应的数学模型应该是抓住一些主要的方面。他一语而中的，一下就抓住了关键。
父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和他的同事们在国内率先开展心脏体外循环手术的试验，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八十年代后武汉医学院成立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父亲任首任所长。我最近在美国读到有关报导，协和外科、武医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特别是心外科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我为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学生们所创立、发展的事业感到非常地骄傲！
父亲成长于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忧患年代。他的一生有过辉煌，也经历过挫折。他告诉我，二战中英国人设计了一种有多个封闭空间的水泥货船。这种船哪怕是炸成两片，甚至多片也还能浮在水上。爸爸说人的生命就要像这样一条船，受到打击也不至于沉没。我总记得他说的这段活。
很多年后我有一次问父亲，当年是如何决定回国的？有没有想到过留在美国发展？他的回答不经思索：“我当然回国，这里有我的家，这里是我的国家。”我有一点惊讶，想想又十分自然。父亲那一辈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长大，真是非常优秀，非常爱国。
（管汉屏，1914.4.13—2009.4.23，193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武汉医学院教授、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主任等职，九三学社社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开展了全肺切除术，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结扎术，肝叶、肝段切除术。管思聪，管汉屏之子，任职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实验室。本文是作者在“纪念管汉屏教授百年诞辰-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疾病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胸心外科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