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考入武汉医学院医疗系读书，1962年大学毕业。这个时间段内，我国大学教育经历过一次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的学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1961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正好有六十条，所以当时简称为“高校六十条”。这个文件对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非常重要。在这之前，大学教育经历了许多波折，这个文件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按照“高校六十条”的精神，大学教育开始走上正轨。“高校六十条”规定了高等院校的办学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除了涉及到本科教育、劳动生产、政治思想教育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恢复了高校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幸和同班同学胡德耀一道参加了1962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并同时被录取为我校药理学教研室的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吕富华教授，成为“高校六十条”恢复研究生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研究生的培养分成几个阶段，要修一定的课程，参加教学活动，带学生做实验，也有一年半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1965年，我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毕业后分配留在学校药理学教研室工作。所以我在药理学教研室学习工作是从1962年读研究生开始，直到2010年退休。50多年的时光我都是在这个教研室度过的，所以对这个教研室的感情非常深，对它早期的发展过程我也深有体会。
一、药理学教研室的早期发展
同济医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德文医学堂，建校于1907年。1912年医学院就已经开设了药理学的相关课程，1925年成立药理学馆，这是国内最早的药理学馆，当时由一位德国药理学教授任主任，之后几任主任都是德国教授，当时的教学也都以德文为主。可见我校药理学教研室创建时间早，较早地接受了现代药理学理念，是我国现代药理学科发源地之一。
我的导师吕富华教授1932年从同济大学医科毕业，曾获得奖学金到德国留学，直到193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同济担任药理学的教学。紧接着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学校为了保存实力，被迫内迁。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起转移，内迁的过程很复杂，从上海迁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在1940年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今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辖）。同济药理学馆的老师也是这样跟着辗转，在辗转过程中还继续维持教学工作。
吕教授在这个过程中因过度劳累，结核病复发，直到1947年恢复健康后返回学校，1949年开始担任药理学馆的主任。1952年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汉口协和医院等合并，组建成中南同济医学院。此后，药理学教研室在吕教授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
我1962年进入教研室学习，感到药理学教研室实力很强，教学科研都很棒，学术团队人才济济。除吕教授之外，还有多位教学科研骨干，如胡崇家、江明性、吴熙瑞、方达超、李敦周、钱家庆、赵国举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那时教研室已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虽然在五六十年代学校教育经历了很多波折，但老师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力量，吕教授、胡教授、江教授在各级药理学会工作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事正体现出同济药理学教研室是推动新中国药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为支援各地的药理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件事是同济药理学教研室组织全国药理学师资进修班。我印象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曾举办过一期，六十年代我读研究生期间又举办了一期。每期进修都要经历一年多的时间。参加进修培训的都是全国各地医学院校派来的中青年教师，主要培养他们如何进行药理学教学，如何开展药理学教学实验、药理学科研方法，以及文献收集、文献综述、文献报告、学术报告等，学习内容非常丰富。这些老师经过培训之后，都成为单位上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骨干，也成为推动我国药理学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批人，目前很多人仍然活跃在药理学工作的第一线。
第二件事是为适应全国医药院校迅速发展的形势，教研室外派骨干教师支援各地院校的发展。比如，张覃沐老师当时被派往河南医学院（后改名为河南医科大学），在那里推动发展了药理学教研组，后来又是河南医学研究所的骨干，他为研发中草药抗癌新药冬凌草制剂作了重大的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湖北医学院的发展面临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学校派了李章文老师去支援湖北医学院的发展，他后来成为湖北医学院的药理学主任，是那边的学科带头人；还有湖北中医学院也要成立药理教研室，学校把张世芳老师派往湖北中医学院组建药理教研室；那时我们学校为支援鄂西北三线建设，办了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即现在的郧阳医学院），派了赵国举老师去组建分院的药理教研室。
药理学教研室除了支持校外药理学的发展外，还积极支持我们医学院内部的药理学专业的发展。吴熙瑞教授在苏联留学时，学习了甾体激素药理学，这个研究方向和计划生育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留学回国后不久，他从药理学教研室调离，组建成立了医学院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吴教授同时派往的还有李敦周和曹路敏老师，他们都参加了计划生育研究所的组建工作。我校计划生育研究所发展很快，在推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了很多贡献；学校组建药学院时，药理学教研室派了黄明明老师去支持组建工作。他们都是教学科研能力很强的老师。
列举这些老师外调的过程，可以看出药理学教研室在吕教授、胡教授、江教授的带领下，教师队伍成长壮大得很快，蕴藏着非常大的能量，才有能力去支援其他院校的发展。我觉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研室有这样的实力和气魄，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药理学教研室的科研特色
教研室在发展教学的同时，也很重视科学研究。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个比较艰苦的年代，早期组建教师队伍的过程中，就在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科学研究，来推动学科的发展，推动教研室的成长和教师队伍的壮大。在吕教授的领导下，药理学教研室开展了多项研究，科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以心血管药理为主的研究方向。
我回顾教研室的科学研究发展过程，认为有以下几大特色：首先，早期科学研究选题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通过科学研究来回答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科研选题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比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曾发生过一些食品中毒事件，其中有一个食品中毒事件涉及到我们用作佐料的“八角茴”，有人吃了加用佐料“八角茴”的食物后出现了中毒症状。当时，药理学教研室关注到这个民间出现的问题，把这些食用的“八角茴”拿来检查，后来发现原来食用后引起中毒的这些所谓的“八角茴”只是外形与八角茴相似的一些果实，如神仙果、山大茴。后来他们就把这种果实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发现作为佐料的八角茴并没有毒性，但是外形相似的这些果实通过植物学鉴定分析是属于另外一种叫大八角的果实，这些东西用动物做实验证明有毒性作用。我的一个同学就专门负责做神仙果的毒理研究，发现它有中枢兴奋作用，动物吃了以后会抽筋死亡。这就提醒我们，一个普通的佐料八角茴都有可能出现同名异物的问题，不能混用，要防止用大八角、山大茴冒充八角茴销售而引发中毒的事件。这个研究回答了当时食品安全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那时还出现过饮用五加皮酒中毒的事情。五加皮酒是我国的名酒之一，是用五加皮泡制得到的一种药酒，但是发现有人饮用这种酒发生了中毒的症状，吕教授就组织研究这个现实问题。五加皮是较常用的中药，有六、七个不同的品种，多数属于五加科植物。经研究发现引发中毒的酒原料中用的是北五加皮，是一种同名异种的植物，它属于萝藦科杠柳，其根皮香气浓郁，有的酒厂就拿去制酒。经过吕教授组织药理学教研室进行药理分析，确定北五加皮含有洋地黄样成分，能够引起心脏毒性，用它制饮料是引发中毒的原因，而其他的五加皮是没有毒的。所以后来就向制酒行业做出建议，千万不要再用北五加皮来作为制酒的原料，这样就避免了同类事件的发生。
吕教授在医学领域的知识面比较广，他对植物学也非常关注，很重视植物种属分类。在我做他的研究生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到中山公园去，观赏各类植物花卉，给我们介绍怎么去观察植物，怎么对植物进行分类，不同花卉在植物学里是什么科属。他用这种方法引导我们对植物分类的理解。这一特长也应用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吐酒石是当时治疗血吸虫病唯一有效的药物。但是这种靠静脉注射的药品有毒性，尤其对心脏的毒性较大，每一个接受血吸虫病治疗的人都冒着出现心脏毒性反应的危险。吕教授就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研究吐酒石对心脏毒性反应所造成的影响。后来证明这种毒性是药物本身对心脏产生的直接影响，不单纯是一个神经调节反应，同时也注意到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特别是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对毒性的大小产生影响。还观察到降低甲状腺的机能（用抗甲状腺药或切除甲状腺）可以显著减轻毒性反映。这为当时治疗血吸虫病时避免这种毒性反映创造了条件，保护了病人，也是从实际出发来回答了现实关注的临床问题。
其次，科研的另一大特色是，药理学教研室重视中医药学研究，主张按照现代医药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药。可从这些研究实例中看到这一特点：
1、从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去寻找可以研究的方向。
吕教授非常重视毛主席讲的一句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在科研实践中也践行了这个理念，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除了重视对植物种属的辨析之外，还非常强调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他认为“中医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十分宝贵，可为中药的研究指明方向”。
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我的研究生课题，研究葶苈子的强心作用和其药理性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课题，就与吕教授重视研究中医的医学理论有关。他注意到在中医的经典里面，有关于“尿涩、身肿、倚壁不得卧”这样的症状描述。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只是当时还没有心力衰竭这个名字。对这种症状的治疗中医书《金匮要略》中也有记载，用葶苈子加大枣，称为泄肺汤，治“肺雍喘急不得卧”。《外台秘要》用葶苈子加汉防己的复方治阳水暴肿（面赤、烦渴、喘急、小便涩）。根据中医的这些描述，再加上对葶苈子这个科属分类的关注，吕教授认为葶苈子值得我们去研究，这样就形成了我的研究课题，做葶苈子的强心作用。
我们从葶苈子的粗原料开始捻制，并用最简单的办法水煮醇提得到提取物，用来做动物实验，证明它有强心作用。接下来吕教授又与上海药物所植物化学家陈毓群合作，从国产葶苈子中提取有效成分，证明是强心苷类化合物，定名为葶苈苷（Helveticoside）。经过药理分析，证明其具有强大的正性肌力作用。很有意思的是，葶苈子还没有被人遗忘，现在也有人对葶苈子中药复方方剂作进一步发掘整理，以岭药业生产的芪苈强心胶囊，主要治疗心力衰竭，已经成为了正式的产品，其主要的成分就是葶苈子，临床效果还是不错的。这就是从中医经典学说里面提炼出来的，从而形成我们的研究方向。
2、药理教研室强调对中药有效成分进行多指标研究，开拓中药有效成分研究的新途径。
教研室对从汉防己中药里提得的有效成分汉防己甲素（又称粉防己碱）进行了系统的多指标详细研究。汉防己甲素是双苄基异喹啉类化合物，医药界对这种化合物有一定的认识，可以镇痛，治风湿、关节炎等等。我们通过多指标的研究，发现它还有松弛血管平滑肌的作用，能够降低血压，后来教研室对这个来自中药的化合物做系统的药理研究，证明它降低血压的效果与松弛血管平滑肌的作用直接相关。还进一步做了它的机制研究，证明这种松弛血管平滑肌、降低血压的作用是和心肌细胞、平滑肌细胞上面的钙离子通道被阻滞有关系。这种对药理机制研究的深化，促进了对中药成分研究的深入。江明性教授与方达超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系统研究证明汉防己甲素实际上是一种钙通道阻滞剂，这项科研成果获得卫生部科研成果奖。
另外教研室在胡崇家教授的领导下从中药北山豆根里提取了有效部位，称为蝙蝠葛酚性碱，它的单体成分称为蝙蝠葛碱。我们对它的有效部位及单体进行了系统的药理研究，这个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蝙蝠葛碱的结构类似于汉防己甲素，但是有一个突出的作用，就是它对于心肌细胞上动作电位的影响，可以影响多个离子通道。我们还观察到，在临床上它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后来这项研究进行了向产品方向转化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生产工艺专利，取得了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获得湖北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湖北省政府科技奖及中华医学会科技奖。
3、教研室强调与植物学家、化学家、临床医生和生产单位联系，合力促进中药开发。
教研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科学研究方面就已经有一种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药理不能够单打独做，必须和药学界的植物学家、化学家以及临床医生合作，组成研究团队，才能够把一项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化成为可供实际应用的产品。这种研究思路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转化医学。
解放初期，有一类治疗严重心力衰竭的主要药物，叫做强心苷类，其中一种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静脉注射制剂需要进口，没有国产药。从1955年起，吕教授就把精力集中于寻找国产的有强心作用的植物药，以期找到治疗宽度较大的国产强心苷，来取代进口强心药。为此他和江明性、吴熙瑞等老师密切合作，对国产羊角拗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朱任宏、有机化学研究所黄鸣龙、黄维垣及陈毓群的密切配合下，从羊角拗中提取有效成分羊角拗苷进行系统的药理学研究，肯定了羊角拗苷的强心作用，并进一步对羊角拗苷的生物效价、吸收、蓄积、消除及其毒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临床治疗心力衰竭打下了基础。临床应用证明羊角拗苷的疗效好、毒性较低，完全可以取代进口的毒毛旋花子甙K。该药是我国植物资源中第一个被发现并应用于临床的强心苷，并被1963年版的《中国药典》所收载。此项成果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与奖励。这个研究依靠了植物化学家对我国这种类型的植物进行鉴定，依靠了上海药物所的化学家从羊角拗里提取有效成分，鉴定它的结构，命名为羊角拗苷，它的药理学作用、体内过程由药理学研究完成，不同学科在这项研究中相互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药理学教研室同事在研究证明汉防己有效成分汉防己甲素有降低血压的药理作用后，又与同济医院的内科合作，相继研究汉防己甲素静脉注射的降压作用及口服制剂治疗高血压病的临床价值，并取得了肯定的成果。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附近有一个3506厂，是一家军工纺织厂，他们有3000多名职工，其中大概有300多名高血压病人。我们教研室和同济医院内科就一起到纺织厂组织高血压病人来治疗观察。我们在他们厂保健科的住院部组织了有高血压适应证的病人，同济医院派了很有名的心血管医生冯克燕教授和我们一起对这批病人进行对照性临床观察。对照组使用阳性对照药，即用标准治疗药，试验组则用汉防己甲素片剂，这是一种已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关节痛的制剂。经过对照试验，我们发现除原先证明汉防己甲素静脉注射有降低高血压作用以外，汉防己甲素口服片剂也能够降低高血压病人的血压，而且副作用很小。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出台规范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办法，我们就是按照这种理念去进行临床研究，并取得临床效果的。
另外，胡崇家教授领导我们研发北山豆根有效部位蝙蝠葛酚性碱的新药也是遵循着这条道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胡教授组织我们与药学家合作，提取北山豆根有效部位蝙蝠葛酚性碱及主要成分蝙蝠葛碱，由于它的主要成分蝙蝠葛碱和汉防己甲素的结构很类似，所以当时也想把它作为一个降压药来观察对病人的降压效果。经湖北省卫生厅批准，药理学教研室和同济医院心内科合作，进行临床观察，发现它的降压作用没有汉防己甲素强，却意外发现在这些病人中并发有心律失常的，特别是频发室性早搏病人服用后，心律失常得到了控制，这是在临床的一个发现。这个临床发现引起了重视，我们又回到实验室里再去研究，着重研究它对各种心律失常的影响，通过药理实验证实了它有抗各种类型实验性心律失常的实际效果。接着与企业合作，完成药物制剂的制备。与同济医院心内科冯克燕教授合作组织对临床心律失常病例的观察和研究，一共观察了300多例，证明了该药在临床上的确能够有效控制难治的频发室性早搏和其它类型心律失常。这个研究也是一次从临床到实验，再从实验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过程。
从这几个例子说明，我们药理教研室不仅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理论研究，而是重视临床实践，重视将理论研究所得到的成果转化成对临床可用产品的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观念还很淡薄的时候，药理学教研室就已经开始在践行这些理念，这个理念也促进了临床药理学这门新兴学科在我校的发展。1981年我到加拿大留学期间，教研室让我从心血管药理方向转到临床药理学的方向。因为卫生部下达任务，要在药理学教研室内部组建一个临床药理研究室，学校也非常重视这个新方向，开始筹建临床药理研究室，吕富华、江明性、胡崇家三位教授都分别兼任临床药理研究室的正副主任。我1984年留学回国以后就投身到临床药理研究室的工作中来，1985年临床药理研究室独立成为临床药理教研室，我被任命为主任。我校是国家第一批组建临床药理研究室的单位，这和过去教研室重视临床实践的研究思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4、教研室重视有价值候选化合物的机制研究，开展基础性学术研究。
另外我还想讲的是，教研室在研究工作中一旦发现有价值的一些候选化合物（所谓候选化合物就是可以开发成为药品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就十分重视它的机制研究，这就成为促进药理学科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基础。江明性、方达超教授等合作研究证明，粉防己碱降低血压的药理作用的机理是阻滞血管平滑肌细胞膜钙离子通道，这是我国学者通过系统基础研究，首次证明一种中药的有效成分是一种有效的钙通道阻滞剂。
胡崇家教授带领我们系统研究蝙蝠葛碱对多种离子通道的作用机理，为转化这种化合物成为抗心律失常新药奠定了理论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科研条件很差，很多仪器都没有，有些仪器还要靠自己动手做。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国际上生理多导记录仪已经开始应用，可以同时记录血压、心电图、呼吸、心腔压力变化等多项指标。当时我们没有这种仪器，只有一台脑电图仪。这时候方达超教授利用他对电子学感兴趣的优势，指导年轻教师，在教研室里搞技术革新，自己动手做生理多导仪。我们想办法做一种换能器，可把血压波动信号变成电子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传送到记录仪里记录下来。将自制的换能器的信号输入脑电图仪的放大器，脑电图仪的显示器和记录装置作为记录仪。进行血流动力学研究时，需要记录心脏室内压力的瞬时变化，这需要电子微分放大器，方教授根据电子学原理指导我们组装微分放大器，把心脏的压力变化通过这个微分放大器变成微分信号，实现压力信号和微分信号同步记录。这种自制的生理多导仪，虽然不算先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药理教研室率先开启了国内血流动力学研究，回答了我们当时关注的科研问题。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教研室研究已深入到细胞膜的动作电位及离子通道电流变化，为满足研究需要，在未能购入进口仪器前，自己动手组装动作电位记录仪。利用这些组装仪器，研究蝙蝠葛碱、汉防己甲素等药物对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影响。后又与华中理工大学的生命科学院合作研制膜片钳仪器，这是用于观察记录心肌细胞离子通道电流变化的仪器。教研室的江明性、姚伟星老师和生科院制备膜片钳的老师合作，用华工制的膜片钳记录仪，开始对心肌的钾离子通道、钠离子通道、钙离子通道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各期的研究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作出了许多创新性贡献，在我们深入认识所研究药物的作用机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药理学系的今天
正如吕富华教授所说：药理接班有人，青胜于蓝。江明性教授也说过：新时代将培养出新一代的人，会接好班，药理学会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今天的药理学系与上世纪药理学教研室的情况已是大不一样了。今天药理学系研究已涉及药理学的各主要领域，已经建立了心血管药理学、神经精神药理学、临床药理学、肿瘤药理学四个研究方向，而且每个研究方向都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已成长起来，并成为各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1978年以来，教研室共培养硕士研究生420余名，博士研究生220余名，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药理学高级人才，许多人已走向重要的学术和行政岗位，活跃在国内外教学、科研第一线。有的已成为药理学界知名人士，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些国内知名大学的学术带头人和国外著名大学教授等。同济药理学教研室是我非常热爱的教研室，她有雄厚的学术实力，是培养药理学人才的摇篮，是支援国家药理学建设发展的重要基地，在我国药理学的学科发展和学会建设中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今天的药理学系传承着不同历史时期所积淀下来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在老一辈药理学家精神的激励下，大胆创新，开拓进取，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曾繁典，基础医学院临床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