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从国立江苏医学院转学到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于该院四年级，1949年毕业。在这两年多的学习中，有很多老师给我们讲过课，其中包括裘老—裘法祖老师，当时他讲外科。此外还有很多有名的教师，如：讲授病理学的杨述祖老师，讲授微生物学的杜公振老师等。当时上课大多是用德文讲授，也有一些老师用“双语”讲课。这两年的学习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教育。
毕业以后，根据自己的志愿，我选择了内科，之后就在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工作。从1949年到1955年，在内科工作的这几年中，我在各个有关部门轮转，期间曾来武汉工作过，也下过乡。1950年，我参加了上海郊区解放军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1年，我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医疗队。
一、学科初建
1955年，卫生部要在全国医学院校组建一个新专业——病理生理学。当时，人们说这是苏联开创的医学新专业，其实不然，因为德国很早就有这个专业了，苏联是向德国学来的。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被挑选参与建设这个新专业。当时内科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新专业的建设、培训等相关工作显然要改变我原来从事的专业。内科领导告诉我，我将来的工作一方面是教学，一方面是科研，跟现在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在内科已经被提升为讲师了。经过慎重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我说：“行，我愿意。”就去了。
1955年，卫生部在北京医学院举办了“全国病理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我和我院生理学教研室的赵修竹老师前往参加学习。去了以后向苏联专家费奥德洛夫学习。当时一起前往学习的，都是来自全国各个医学院校的一些有工作经验的老师，其中大多是讲师，还有个别是副教授。规模比较大一些的医学院同时派去两个人，一共有五十多个人，学习了一年。
受那个时候的国际环境影响，当时是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刚参加学习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不会俄文。于是，北京医学院专门聘请了一名俄文翻译帮助我们学习。苏联专家讲课、答疑、指导实习，都由她担任翻译。我们学了整整一年后回来。当时大家都认为苏联的医学很先进，现在回过头再来看：当时苏联医学是否先进？我认为不先进，就是后来的苏联医学也是不先进的。我们向之学习的这位费奥德洛夫教授在课堂答疑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些错误。
这样学习了一年，我们回来以后，学校在基础医学部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教研室，即“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由赵修竹老师（当时还是讲师）担任主任。1956年秋，学校第一次为本科生开设病理生理学课，用的是自编的教材和实验讲义。开课的同时也初步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包括1956年暑假与同济医院内科和放射科协作，去黄石市大冶钢铁厂对高温作业工人的心血管功能作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
二、曲折前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院也存在着学术上“一边倒”的倾向，就是毫无疑义地一边倒地向苏联学习，特别是要努力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巴甫洛夫是沙俄和苏联时代的著名生理学家，他是真正有学问的科学家，对世界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1904年还曾获得过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消化系统研究、高级神经系统的研究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后来有人把他的理论庸俗化了，比如：认为什么病都与大脑皮层功能紊乱有关，不论是消化性溃疡或是高血压病等等认为都是因为大脑皮层紊乱引起的，这样一来就成了伪科学。在临床上也有这样的倾向，认为苏联的治疗方法都是先进的。例如：当时所谓的“组织疗法”，就是把妇女生产以后的胎盘搅成组织匀浆，认为可以治百病。苏联还出现过一些伪科学家和伪遗传学理论。例如李森科，是属于米丘林学派的。他提出了所谓“获得性遗传”的理论，并竭力反对基因学说，反对摩尔根、孟德尔的遗传学说，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
那时，苏联对于摩尔根学派是批判得很厉害的，我们当然也跟着批判，因为当时的大环境而不得不这样。当时武汉大学有两位生物学教授，都曾来我院讲学，一个是长着大胡子的米丘林派，是倒向苏联的；另外一个是摩尔根派的。那位摩尔根派的教授显然不敢怎么说真话。苏联那时还有一位伪科学家列贝辛斯卡娅，提出了伪科学的“活质论”，说细胞不一定来自细胞，而是可以由非细胞的“活质”所形成。巴甫洛夫的不肖门生，如：贝科夫等还提出了所谓的“神经论”，硬说所有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神经反射，以及全身的神经活动有关，从而又上纲上线地批判魏尔啸的所谓“局部定位论”。
我院有关学科，包括病理生理学，当时在批判魏尔啸的“局部定位论”时，也是不遗余力的。这种倾向，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严重的阻碍作用。当时的伪科学，不仅仅来自苏联。有一个北朝鲜人金风汉，是研究经络的。他宣称，“在中医所说的经络穴位系统中发现了一种小体”，当时称为“风汉小体”，认为这就是“中医经络学说的物质基础”。他的这个“发现”当时在我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于是，全国生理学界都展开了经络的研究，企图证实“风汉小体”的存在，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与此同时，全国有关学科也开展了大规模的“针刺麻醉”研究。“针刺”的确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但是当时把这种作用无限地扩大了，认为“针刺本身就有麻醉作用”，连《人民画报》也有相关的报道，国际友人也来了解、学习我们的“针麻”。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针麻”后来也逐渐地淡出医学界了。后来，听说金风汉实际上是一个科学骗子，而且苏联的李森科也是一个科学骗子。这些事，在当时对病理生理学的破坏是很大的。
在我院的生理教研室内，有一间专门的房间，其中就特意设置了一套“研究狗的条件反射”的设备，以求更深入研究巴甫洛夫的学说。巴甫洛夫学说本身没有错，是他的有些继承人把他的理论滥用了，庸俗化了。这样一来，就束缚了我们中国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乃至整个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1959年，因为病理生理学是从“苏修”学来的，所以为了配合大环境中的“反修”，我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与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实行合并。合并以后，我们病理生理学的老师也要去做病理解剖学专业的尸体解剖，也要带学生病理解剖学的实验课，看病理切片。而这些都是很专业的知识，不是我们的本行。我们不懂病理解剖学，怎么办？就先去请教病理解剖学老师，然后再去教学生，“现买现卖”，学生有问题问我们，往往是“一问三不知”。就这样合了一段时间，“混”了好几年，后来分开了。
1961年，又重组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到了十年动乱时期，为了配合“反修”，病理生理学于1966年再次与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合并。两度合并，等于是把病理生理学专业基本上取消了。合并以后的病理学涉及的专业知识绝大部分都是病理解剖的形态学。而病理生理学只剩下了“四衰一休”，即：心力衰竭、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再加上休克。一共大概有十几个学时。病理生理学，那时真是半死不活。一直到了1978年，十年动乱结束两年以后，才又分开了，病理生理学又重组了独立的教研室。
三、快速发展
病理生理学科从苏联的框框里面解脱出来，特别是从1978年以后，就是在十年动乱以后，才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1978年，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再度独立，重新组织队伍。病理生理学教研室成立的前一年，即1977年，卫生部组建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要出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学各专业的统编教材，我们医学院的裘老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委员之一，负责先后主编了《病理生理学》全国统编教材(第一、二、三版，人民卫生出版社）。我自己体会到一版比一版有进步。在这些教材中，基本上摈弃了苏联的那一套。
对教材出版我有一个想法：“统编”其实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统编的教材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各地的医学院校。到后来几年，也有几个医学院校各自编写了适合于本校学生的病理生理学教材。我个人认为统编是会束缚一个学科的发展的，各个学校其实完全可以采用适合自己的教材。院校之间也可以开展竞争，你编得好，别的院校也自然会采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担任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病理生理学》（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副主编。我在病理生理学教研室还参加过一个卵巢癌的免疫诊断的研究。因为卵巢癌有个特点，不像宫颈癌那样容易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往往就是晚期了，病死率很高，所以我们就探索有没有早期诊断的方法。我们跟病理解剖教研室合作，他们负责看切片，确定诊断。我们还与同济医院妇产科协作，他们提供病人的卵巢癌标本，我们把标本加以处理，然后通过一些免疫学的方法来看病人的血清跟经过我们处理的肿瘤标本能否起反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另外，我自己还做过一个“成人免疫耐受性的研究”和其它一些免疫学的工作。我的工作比起现在免疫学教研室所做的工作当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还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过这些研究文章。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成立了一个“中德——德中医学协会”，每年轮流在中国和德国召开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议分别是在武汉和上海召开的，在会上我用德文报告了研究成果，很受与会专家的好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离开病理生理教研室，调到了免疫学教研室。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的来讲，我们学校跟全国其它高校一样，包括病理生理学在内的各个专业，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就相继成为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不久又成为湖北省重点学科。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赵修竹教授对中国人的补体有深入的研究，并且有不少新的发现。他还与西澳大利亚佩斯大学的免疫学家Dawkins教授协作，在我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成立了“中澳补体研究室”，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赵教授还写了一本专著《补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他还是《病理生理学进展》（人民卫生出版社）四位主编之一，也是《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的主编。王迪浔教授曾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做科研工作两年，承担多项国家级科研基金，研究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在国内同行中颇具影响。他还主编了《人体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金咸瑢教授曾赴加拿大进修，主要研究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主编《实用呼吸系统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年，我离开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后，该室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同年，我调到免疫学教研室，不久即告退休。我调到免疫学教研室前后，该教研室做的大部分科研都是分子水平的研究，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国家政策是大大地放开了，学习条件也好了很多。图书馆里世界各国的学术杂志都可以借阅。我所在的免疫学教研室发展得相当不错，在国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我指导的研究生们现在工作都很出色，其中有一位教授专门从事肿瘤坏死因子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级别比较高的杂志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近年来，免疫学教研室又有了飞速发展。
从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科研水平比以前要高很多，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打破了学术的框框，特别是打破了原苏联的学术框框。那时全国形势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经济、科技、工业、农业、国防都大大地发展了。
四、若干反思
我们的学科有发展，但是也要看到这些科学研究都还是跟在人家后面走，我们缺少创新。我们的病理生理学和免疫学研究不管怎么先进，也还是在人家的背后跟着走，没有突破，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举几个例子，当年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从而思考研究，最后提出“万有引力”的理论。Watson和Crick两位科学家研究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当时人们也许会觉得研究核酸有什么意义啊！完全脱离实际，有用吗？但是他们钻研进去，现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居里夫人研究镭，后来还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们都是看到问题不放，思想在研究中飞跃，才能创新，才能领先于别人。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学术氛围。
我们现在跟自己比，和旧中国比，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取得的成就让我们非常高兴，但还是要冷静地看到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自己的独创和发明太少，我们的学科也只是跟着世界潮流在前进。还有就是大的社会背景。专业发展要有人接班，而现在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问题、生活问题，他们要买房、要结婚，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十八世纪英国有个哲学家巴克讲过一句话：“你们的青年一代现在在想什么，我就告诉你，他们将来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青年一代现在在想什么？是在想为国家作贡献？还是想为自己买房子，买汽车？不少免疫学教研组毕业的研究生都愿意去当临床医生，不搞基础医学研究。因为临床医生待遇高，这就是阻碍免疫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说起来心里很不好受。社会的大环境从经济上来讲对青年学生有压力，使我们的学生和中青年骨干不得不考虑实际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他们专业的追求。
学科发展也与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关。现在的投入据我所知并不算多，国家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也需要加大。最近，有一位同济医院的博士生告诉我，美国有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叫Johns Hopkins Hospital，拥有1700张病床，相应工作人员有两三万。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美国的投入。他说：“我们一个外科大楼就有1700张病床，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加起来更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工作人员只有一两万。”这样的结果就是医生非常忙，每天忙的晕头转向，很少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群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记者采访其中一位满头白发的科学家：“请问，您是诺贝尔奖得主，您最大的本事，最大的学问是从哪个大学学来的？”那位白发老翁毫不犹豫地回答：“幼儿园。”答案真是令人吃惊！他接着说：“在幼儿园，我受到了最重要的基础教育，就是要善待小朋友，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自己的东西要让别人分享，一切东西都要安排好，要放在原来的位置，要和同学们和谐相处。”原来，这些基础教育是如此重要。我们的接班人是一些研究生，研究生就是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培养起来的。而我们对幼儿园、小学的教育，是否十分理想？我看到医学院里面一个很令人难受的现象：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驾驶着一辆电动玩具汽车在几栋大楼之间慢慢地“奔驰”，她的父亲则笑容满面地跟在后面照顾。试问，这是“爱”，还是“害”？一个从小就被灌输贪图物质享受的孩子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追求？
有一个印度客人来我国参观，在一些城市看了一圈以后，有感而发，他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面，有卖吃的，有卖衣服的，娱乐场所也很多，就是很少看到书店。”我们卫生系有一位老师，他的女儿在丹麦，他曾到丹麦去看望女儿，他说他在丹麦看到的情况让他很有感触。在丹麦的公交车上人们都有座位，每个人都在干什么？每人都拿着一本书在看。那我们的公交车上有人看书吗？我们的书店有多少人去光顾？
尽管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了，发达了，我们也不能太骄傲，也不值得太自豪。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不良现象，特别是相当广泛存在的国人素质问题。例如：中国乘客在国际航班上打架、闹事的丢人事件，我至少从报纸上已经看到过三次类似的报道。此外，又是车内抛物、又是高楼抛物（还曾砸死过一位准新娘和一个10岁的男童），又是随地吐痰、又是乱扔垃圾、又是出言不逊、又是行为粗鲁。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有些人甚至还动刀子。这些都是极不文明的现象，大大有损于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少人对待工作不严谨，对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在文化上，则反映在报纸上常常出现错别字。一些重要场所的外文信息，更是错误百出，十分有损于国家的形象。有些报纸，还把一些微博上流传的荒唐透顶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例如：“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you can you up”（你行你上啊），因为上了一部美国词典而大作正面报道。我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
我担任过《医药导报》杂志的英文摘要审改工作，给杂志投稿的都是国内的一些大医院和著名院校的作者。从2001年到2007年，我审阅了该刊500多篇文章的英文摘要，其中稍微修改就可以用的，只有不到1%，其他的几乎都要彻底重写。我的一位老同学常年来在一家“中华牌”医学杂志担任审校工作，他说经常见到稿件后面的英文摘要笑话百出。显然这些作者们写文章一方面是英文底子太差，一方面是不查字典，想当然。
此外，我国弄虚作假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医药界也不例外。弄虚作假，不仅是素质的问题，而且已经是道德的问题和犯罪的问题了。弄虚作假，连某些所谓的“学术权威”也干，这在报纸上已经有过几次报道了。但奇怪的是，报道以后，往往再无下文，没有一次看到过追根究底，做到真相大白的后续报道。这实际上就是在包庇纵容，根本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有些医院，为了争取“三甲”，院领导竟公然号召职工们修改旧病历，把子虚乌有的所谓主任、专家查房时的讲话，一些检查项目，统统加上，以求病历的“完整”和“正规”。要知道，医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来源之一就是病历。病历有假，还能有真医学吗？医学还能发展吗？我几次住院的出院记录上，医师根本没有做过的体检项目，结果都赫然在目。这样的随便作假，当面作假，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还有，论文也可以出钱请人代写，有专门的机构干这个行当。我还听说，就在我市，有专门的摊头代客制作各种伪证，包括身份证等。这些乱象，能不影响到学校、医院？能不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人吗？这些因素能不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吗？在大环境中，不少人都习惯于“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想当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不严谨的态度怎么会不影响到我们的科学界？做什么事情都是“差不多就算了”，做学问最怕就是这个态度。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人的素质问题，如果搞不好，都是对学科发展很不利的因素。
当然，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包括赴汤蹈火，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例如，2015年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发生猛烈爆炸，十余名消防官兵，为了抢救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冲向熊熊烈火而不幸壮烈牺牲。许多人见到有人落水，就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人，有的溺水者虽被救起，而救人者却不幸被波浪吞没。至于拾金不昧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做这种好事的，往往都是基层平民，如：的哥、的姐、环卫工等。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有的还相当清寒，但是他们看到别人遗失的现金，尽管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他们并不动心。让他们担心着急的，倒是失主的损失和忧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把现金或其他宝贵物品归还原主。我觉得，无论是学校或任何其它单位，都应当把这些经常见诸报端或其它媒体的义举、善举，着重地向学生和职工反复宣传，加强正面教育，弘扬社会正气。而对于前文所述的种种不良现象，也要用作反面教材来教育学生和职工，尽可能缩小这些坏事对人们，特别是对下一代的影响。
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教学科研比以前大大地跨越了一步，但是客观地说，问题多多，后劲不足，学科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还任重道远。
（冯新为，男，1949年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56-1990年先后任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教授。被评为“湖北省科普先进工作者”，并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