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调查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最近也想把它仔细回忆一下，记录一下。
我是1950年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就留校当公共卫生学的老师。当时同济医院的院长林竟成还兼任公共卫生学馆的主任，由于那时没有卫生统计学的老师，他就想培养我以后专门从事卫生统计（之前叫生命统计）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从反映人的健康状况来看一般有三个方面：身体健康状况，有什么疾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死于哪些病，以此来分析哪些病对人的生命健康有影响，我就是专门学习这个。
我非常感谢林竟成教授，在他的关怀下，让我有机会跟随三个全国最著名的卫生统计专业的老师去学习。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华东卫生部成立了一个高级卫生师资训练班，我在那个班跟随上海医学院的许世瑾教授重点学习卫生统计。一年后，我又到复旦大学薛仲三教授那里学习了半年，然后林教授又把我送到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的郭祖超教授那里学习。这三位教授都是卫生统计方面的元老级人物，我对他们非常敬佩，他们做人正直，做学问非常认真，对统计数据毫不马虎，这些品质对我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我学习回来后，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在武汉市硚口区开展生命统计工作，主要是出生死亡的统计，这是我的科研题目之一。这些统计工作也为我后来参加全国肿瘤调查工作打下了基础。
肿瘤调查的起因是什么呢？在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林县有很多患食道癌的病人，由于当地是老革命根据地，有很多老红军干部，这个事情就反映到周总理那去了。周总理就找到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要她负责调查一下具体情况和原因。李冰是李克农的女儿，是当时肿瘤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兼任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
李冰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开始组织肿瘤医院的人去调查当地患食道癌的病人。那时候的调查方式就是把老百姓找来，让他们吞一个小网到食管里面去，再拉出来，做病理检查，看看有没有癌细胞，这个叫做拉网检查，通过这种普查来做食道癌的初步筛选。这个拉网检查的方法相当痛苦，对身体也有一定的损伤，而且并不是所有检查的人都患有癌，很多没有症状的人都要查。后来这个调查不仅仅只针对一个林县，而是扩大到了全国各省。
调查做了好几年，遇到了很多困难，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很辛苦，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理想。如果按照肿瘤的高发比例来计算，千分之三已经算是很高的发病率了，那么想要筛选出三个病人，就要做1000个人的检查，工作量是很大很大的，而且各个省都在做，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筛选出来的病人他们都要求治疗，但是肿瘤不好治，要花很多钱，晚期病人还要开刀，预后也并不理想。
湖北省也开展了相关调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们老师也没事干，要我们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由于我之前有做生命统计的基础，他们就要我去参加这个调查。我当时提出说做调查主要是想了解肿瘤对人的生命健康有多大的危害，危害到什么程度，主要肿瘤的流行分布。如果像原来那样调查不仅费很大劲，而且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他们从死亡的角度去进行调查，这样做，一方面调查工作量大大减少，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经费，另一方面死因调查工作也比较容易开展。同时为了统计肿瘤在死亡中占多大比重，就不能只调查肿瘤这一类病，必须调查全死因，在全部死亡的人中间找出来患肿瘤的有多少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首先数据比较全面，相对准确可靠，全部死亡的人都统计了，那么患肿瘤的人一个也不会漏；另外，还可以统计出肿瘤在死亡病因中的比重，分析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同时调查也不能只调查一年的数据，要调查三年的数据。为什么呢？如果只调查一年的情况，那么有部分记不清具体是哪年死的，很容易算错，如果算三年的话，一般不会错，而且就算记错了也可以算个平均数；当然统计时间也不能太长，要不很多也记不起来了，三年以内的事情基本上都能记起来。
1972年，我就在湖北襄阳开始了当地1971—1973年的人口死因调查。那是我第一次负责此项调查工作，农村的赤脚医生和我们学校的部分老师都参与其中。我提前设计好调查的思路、项目等，然后分成几个小组下到农村挨家挨户地去调查。每天调查结束后，各小组都要把调查情况报给我，做得怎么样，遇到哪些困难等。在他们休息后我还要把统计表拿来看分析有哪些问题，那时晚上1、2 点睡觉都不稀奇。第二天早上出发之前，我再给每个小组讲前一天的调查中存在什么问题，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每次调查，我也会跟着去，因为只有自己去了才能了解发现调查中的问题，所以调查工作非常辛苦。也正因为我们很认真地在做，所以当地干部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支持。在襄阳的调查工作一共持续了2个月，后来我们又在郧阳地区做了一次调查。
1973年8月，全国肿瘤防治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在会上要汇报各省开展调查的情况。这次会议湖北省卫生厅、省肿瘤医院都派人去参加了，我也作为技术指导去参加。我记得那年武汉正在发洪水，火车全部停开了，我是从武汉坐飞机到郑州，再从郑州坐火车到北京，再到石家庄。在会上我汇报了死因调查法，我提出活人确诊肿瘤非常不易，但是因肿瘤而死亡的患者却一目了然，只需要调查死亡人口患病情况，就可以方便准确地获知数据。而且可以发动农村的医生到家里去调查，不需要发动所有的医生去。既省经费、人力，还容易做。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以推广。开会回来后，我们就继续完成湖北省全省的调查工作。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李主任认同这个调查方法。在李主任的领导和组织下，邀请我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室的同志（也是肿瘤防办的成员，我校的毕业生）共同担负全面开展全国肿瘤死亡的调查研究，我主要负责调查设计、技术指导等方面工作，历时五年。
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启动了覆盖全国8亿多人口的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同年，还在湖北钟祥专门举办了全国肿瘤死亡调查培训班，我担任主持人。来学习的都是各个地方调查的负责人，主要是各地医学院校的老师。
培训结束后，他们就按照死因调查法来开展调查工作。由于湖北省的调查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就到各个省去指导他们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先要办骨干培训班，每个班几十个人，培训好后他们再下去培训赤脚医生，然后我们还要到每个地方去检查调查的情况。
1978年，全国调查结束后，所有的资料要一起汇总。我与流行病室的同事，还有哈尔滨医学院、四川医学院、山东医学院的几个老师，组成一个小组。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都在医科院肿瘤医院度过，住在肿瘤医院的会议室，中间作为办公的地方，旁边放几张床休息，工作、吃饭、休息都在这里。睁开眼睛就工作，累了就休息会，这样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计算机功能还比较落后，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直接统计分析，所以我们先要找人把手工统计的调查数据输入计算机，打印出统计表来，然后我们再把资料拿来分类做统计分析，写出有关论文。所有资料整理出来后汇编出版，先后出了中、英文版《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专著及《中国恶性肿瘤死亡地图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地图集》还获得了卫生部1980年科技成果甲等奖。这次大范围的肿瘤调查，基本上弄清楚了中国当时恶性肿瘤的流行规律、死亡水平、分布地区和人群特征。这个成果也轰动了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因为当时只有小国家做了类似的调查，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都是没有的。1979年中美科学家大会，肿瘤的研究作为重要交流内容之一。英文版的精装报告还一度作为接待外宾时的国礼赠送。
在第一次全国死因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全国死因统计分析，评价我国当时人民的健康状况，出版了《中国人口死因地图集》，这些工作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此研究也获得了卫生部1984 年度科研成果甲等奖。
十年之后，全国又做了1990—1992年的第二次调查，这次不是做全人口调查，而是十分之一人口的抽样调查。这次比第一次调查更正规了，专门成立了项目和组织机构，由卫生部副部长领导，分了很多组，我是业务指导组的组长。再之后的调查我就当只顾问，没有直接参与了。
我一直说我们全国第一次死因回顾调查很传奇，传奇在哪呢？按以往的情况，这种规格的课题，先要立题，再要有经费保障，否则是难以完成的。这次我们只是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组织领导下，群策群力，发挥党组织的威信和凝聚力，依靠周总理的威望和群众对总理的热爱，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进行的。我们在调查工作中摸索出经验，每到一个县就去找当地的县委书记或者组织部部长，提出周总理的指示，成功地争取党政部门的支持，不仅调动了基层卫生人员参与调查，也解决了部分经费问题，这样才成功圆满地完成了全国肿瘤调查工作。这就是它的传奇之处。
（周有尚，公共卫生学院教授，1986年度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